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年年會上的主題是貨幣。更確切地說，是兩種貨幣：美元和人民幣。前者是因為被認為太疲軟；后者是因為被認為太僵化。然而，在這些爭論的背后有一個巨大的挑戰：如何最好的管理全球經濟調整？

當美國政府挑選清潔能源業作為其與中國展開匯率戰及貿易戰的最新戰場時，它發現，來自國內清潔能源業的支持并不積極。在距中期選舉僅剩兩周時間之際，美國方面指控中國向能源項目提供刺激資金、以此為本國創造就業機會。這類指控一直是共和黨選戰的主題之一。然而，美國能源設備企業與工業集團卻未對奧巴馬政府的舉措予以強烈支持。美國表示，它們在中國做得很好。所有企業都意識到了，迄今為止，中國企業打入美國部分市場的難度，比美國企業打入中國市場的難度還要大。

如果世界正瀕臨一場不折不扣的匯率戰爭，那么可以說，各個陣營過去幾周已紛紛出動，調兵遣將。

在中國大力買進日元后，日本央行便開了第一槍，出手干預匯市。如果這真是一場貨幣戰爭，也不是哪一個或哪些國家共同密謀設計好的手段，而是毫無預警，結構性因素造成的結果。簡單來說，當前全球的問題就是鈔票印得太多，但新的均衡點還沒有建立。

貨幣戰爭意味著戰爭的宣布，以及雙方經濟統帥領導部隊作戰。事實上，只要美國和中國拒絕調整其貨幣政策，也就是美國放棄寬松貨幣政策，中國允許人民幣升值，相對于其實質資產，如不動產和商品等，雙方的貨幣都將走弱，不動產、黃金、銅、谷物之類的價格，將會持續上揚。反之，如果華盛頓和北京都各退一步，那么就對前述資產的價格帶來相當的壓力。

這場貨幣戰爭并非哪一個國家刻意挑起的，十月底在首爾舉辦的G20峰會，很可能是這場戰爭能否休兵的轉折點。當然，戰事也可能更白熱化。

實際上我們存在著四種世界戰爭：第一個就是貨幣戰爭，就是匯率、拋售貨幣等等。第二個就是能源戰爭，搶能源地盤、控制能源的輸送路線、干擾能源的價格等等，可能在能源儲備方面互相競爭。第三個我們還存在環境戰爭，環境戰爭主要包括比如碳排放，比如歐盟或者美國提出要碳關稅，這些都是環境戰爭方面的。第四個是文化戰爭，文化戰爭就是說各種文明、文化的沖突。

全球“匯率戰爭”仍進行得如火如荼。評論家設想貨幣戰爭是美國與中國的利益調整，也有人認為美元可能會被某些新的世界貨幣替代。但是，想象力太貧瘠了。從世界范圍來看，已經隱現一種新的全球性貨幣，可能取代所有紙幣，以及依賴于此的經濟系統。這種新貨幣，我們可以簡稱低碳貨幣，其目的在于，支持一種革命性的基于新能源（制造、消費）的新經濟系統，取代價格。我們當前基于價格的經濟系統以及相關貨幣，支持不管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不分彼此，正在聚攏為一個大磁場，試圖打造一個新貨幣的世界。

很明顯，當前世界苦于價格經濟的死亡系統，正在快速下滑的紙幣便可以表明此點。法幣的時代（不可兌現紙幣）從1971年尼克松脫鉤美元與黃金而誕生。由于美元法幣成為世界的主要儲備資產，所有其它貨幣最終鸚鵡學舌，使得如今一片紙幣海洋，愈發不如人愿、不那么穩定、不再那么有效。

當今世界致命的經濟狀態，是瀕死貨幣的總體反映，不過還會產生變化。諸多力量已經就位，驅動一種新的貨幣，作為削減所謂貧窮、人口控制、環境控制、全球暖化、能源分配與經濟財富分配的終極解決方案。不幸的是，對于生活在這個新系統中的個人來說，仍然需要權威與中央控制生活的所有方面，從搖籃到墳墓。

新貨幣是什么？它又是如何運行？本質上來說，新貨幣將會基于有效能源對世界人民的定規分配。

倘若一定時期內不使用，貨幣過期，這樣一來，同樣的人，便可以在下一階段接收新的能源生產指標的分配。

因為能源供應鏈已經為全球精英所掌控，設置生產指標就可以在任意時刻限制循環中的碳貨幣數量，也就自然可以限制制造、食品生產與人員的移動。本地貨幣還會繼續一段時間，但最后也會凋謝，完全被碳貨幣取代，就好像歐元在一段時期之內取代歐元區各個國家貨幣一樣。

概念聽起來非常現代，不是嗎？實際上，這種觀念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當成千上萬美國人開始擁抱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名為“技術政治”，承諾更好生活。即便是現在的（美國）經典文學也被技術政治嚴重影響：GeorgeOrwell的1984，H.G.Well的TheShapeofThingstoCome，Huxley在BraveNewWorld中的“科技獨裁”部分。研究了技術政治論的再生，及其重鑄新世界秩序為某種真正“新”秩序的潛在性，也出乎當代絕大多數評論家的意料之外。

關于匯率之爭不絕于耳，已到白熱化程度。如果細心想想不難發現，這場所謂貨幣戰爭只是一個表象，最終會落在資源、能源的價格上，所謂“匯率之爭，能源得利”也。而從這個意義上說，如何控制住中國資源、能源的流失和適度限制資源類產品出口和如何多用美元去購買國外資源、能源，反倒是我們今后一段時間必須得做好的工作。

一國貨幣的崛起，通常與國際大宗商品、特別是能源計價和結算綁定權緊密聯系，從19世紀“煤炭—英鎊”、“石油—美元”，再到今天的“碳合約—X”，演繹了一條國際主權貨幣在能源貿易中的崛起路徑。

同“煤炭—英鎊”，“石油—美元”的能源貨幣綁定權與貨幣霸權演變一樣，低碳革命和清潔能源技術突進，已經為國際貨幣體系提升帶來新的助推力。

同時，如要從大歷史的角度把握今天貨幣戰爭以及能源等大宗商品價格的波動，就需要跳出能源看世界，而從人類能源利用史的高度來看待其運轉規律。

人類利用能源的歷史非常久遠。概而言之，到目前為止大致經歷了三個時代，即薪柴時代、煤炭時代和石油時代。許多科學家設想，在未來幾十年內，由于石油等化石能源生產頂峰的到來，天然氣將逐步彌補石油產量下降的缺口，人類將進入天然氣時代。之后太陽能、風能等清潔能源將被大規模使用，人類利用能源的歷史就此進入新能源時代。

這一設想能否實現，我們目前還無法做出確定的結論。但是，回顧歷史我們能夠確定的是，核心能源的轉換往往與主要出口國國家地位的波動及其貨幣的國際化過程一致。這其中的聯系可以解釋為：由于工業化對能源的需求，大量的能源出口增加出口國的國民財富，提供了大量的資本，對該國國家實力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能源出口國要求進口國支付本位幣或者本國貨幣，這就促進了本位幣和本國貨幣的國際化。

一國貨幣要想成為國際貨幣甚至關鍵貨幣，通常遵循計價結算貨幣-儲備貨幣-錨貨幣的基本路徑，而與國際大宗商品，特別是能源的計價和結算綁定權往往是貨幣崛起的起點。能源貿易量在總貿易量中所占比重總是很高，20世紀初以煤炭為主的能源貿易量就已僅次于棉花和小麥而位居第三，一戰時期則位居第二。根據高盛大宗商品指數(GoldmanSachsCommoditiesIndex)所涵蓋的24種大宗商品編制方法顯示，能源(包括原油、布倫特原油、RBOB汽油、燃料油、瓦斯油和天然氣)占所有大宗商品美元權重達69.66％。可見，在貿易活動和金融實踐中，一國經濟活動與能源貿易的結合度是決定該國貨幣地位的重要因素，包括向世界范圍的能源出口或控制全球范圍內最重要能源供給的能力，以及該國是否擁有該能源的國際定價權等，能源綁定往往成為國家崛起和本國貨幣充當國際貨幣的助推劑。

16世紀，國際貿易中心從地中海地區和意大利城市轉移到歐洲西北角，首先到達比利時的安特衛普，然后又突然轉到荷蘭。在之后的一個世紀，荷蘭成為“海上馬車夫”控制世界貿易霸權，荷蘭盾在國際交易中成為關鍵貨幣并延續到18世紀。在工業革命之前，能源和貨幣綁定的關系尚未清晰顯現，因為此時人類生產以手工作坊為主，對能源需求很小，基本以薪柴為主，幾乎沒有能源國際貿易。當時的大宗商品為木材、魚類、糧食、毛皮、香料、棉紡織品、絲綢和瓷器等，供給國也很分散，大都由荷蘭商船轉運，經荷蘭商人轉手銷售。霸權體現在海上貿易的壟斷權上。

17世紀，荷蘭經濟漸現頹勢而英國經濟開始加速。

18世紀最后的25年中，英國最終取代荷蘭成為世界領先的貿易強國，倫敦代替阿姆斯特丹成為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英鎊也代替荷蘭盾成為新的關鍵貨幣。18世紀中葉，蒸汽機問世以及引起的一系列技術革命，實現了從手工勞動向動力機器生產轉變的重大飛躍。

從此，煤炭成為近代工業的食糧。這一時期，工業革命及機器大工業的產生和發展，極大刺激了能源需求總量的急劇增長，能源綁定與關鍵貨幣的關系表露無遺。1840年，英國率先完成工業革命，也是煤炭成為主體能源最早的國家。19世紀中葉，英國的煤炭產量已占到世界總產量的2/3左右，成為世界煤炭供給的主要來源地，完全左右了世界煤炭市場。隨著歐洲國家先后完成了工業革命，重工業迅猛發展，對英國煤炭的需求猛增。根據《帕爾格雷夫世界歷史統計》(歐洲卷)提供的數字，1816年英國開始有煤炭統計，那時已經是一個煤炭凈出口國。在1837年煤炭出口就突破100萬噸，在1867年突破1000萬噸。1923年英國煤炭出口達8073萬噸，占其總產量的29％。

很大程度上，工業革命之所以從英國發端并蓬勃發展，是因為其豐富的煤炭儲藏量。由此所帶來的能源控制力，對于推動鞏固英鎊的關鍵貨幣地位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當時金本位制下的英鎊地位顯赫，以至于國際貿易中大多數商品以英鎊計價，國際結算中90％使用英鎊，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國際儲備是英鎊而不是黃金。

英國失去煤炭出口大國地位是源于德國和美國煤炭出口的急劇增加。從19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德國逐漸成為英國煤炭出口的有力競爭對手，到1913年德國煤炭產量已與英國基本相當。美國在煤炭生產和國際貿易領域后來居上，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產國和消費國，并開始在煤炭國際貿易領域嶄露頭角。1900年，美國煤炭產量達2.4億噸，首次超過英國。1910年，美國煤炭產量達4.5億噸，幾乎等于英德兩國產量之和。

美國在一戰之前實際上已經成為世界上實力最強大的國家。

英國大國地位的衰落和金本位的解體事實上也是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這段時間。1815-1914年是“英國治下的和平”時代。1816年英國從法律上確定金本位制，由于英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當中的核心地位，1880年以后，主要工業國家都實行了金本位制。

以銀作為輔幣的金本位制運轉良好，并且一直保持到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實際上還維持到了戰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各參戰國均實行黃金禁運和紙幣停止兌換黃金，國際金本位實際上已經解體。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盡管各國相繼恢復了金本位制，但黃金的地位大大被削弱，一些國家實行了金塊本位或金匯兌本位，匯率的自動調節機制進一步受到限制。1929-1933年爆發了世界性的資本主義危機，在這次危機中，各國卻紛紛向英國兌換黃金。但是在那個時候，英國實際上已經不再是世界霸主了，其地位已經被美國替代，只是當時美國還沒有走到前臺。

由于英國的國際收支已陷于困境，迫使英國于1931年終止實行金本位制。金本位制正式成為了歷史。

美元后來能夠取代英鎊而成為關鍵貨幣，除了受益于兩次世界大戰外，也伴隨著石油對煤炭的核心能源更迭。石油需求的增長和石油貿易的擴大起因于石油在工業生產中的大規模使用。一戰以前，石油主要被用于照明，主要產油國美國和俄羅斯同時也是主要的消費國。在一戰中，石油的戰略價值已初步顯現出來，由于石油燃燒效能高、輕便，對于軍隊戰斗力的提高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20世紀20年代，由于石油成為內燃機的動力，石油需求和貿易迅速擴大。到20世紀30年代末，美、蘇成為主要的石油出口國，石油國際貿易開始在全球能源貿易中占據顯要位置，推動了能源國際貿易的迅速增長，并動搖了煤炭在國際能源市場中的主體地位。二戰期間，石油的地位舉足輕重。美國在二戰期間成為盟國的主要能源供應者。

二戰后，美國一度掌握世界原油產量的2/3。

從1859年在賓夕法尼亞打出了第一口油井到二戰之后的一段時間，世界能源版圖被稱之為“墨西哥灣時代”。“墨西哥灣時代”的形成發展期同樣也是美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不斷膨脹，最終在西方世界確立其霸權的時期。這一時期幾乎與美國國內的石油開發同步。美國在“墨西哥灣時代”對石油的控制，促進鞏固了美國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地位。石油成為美國建立世界霸權道路上的重要助推劑。

盡管美國今天早已不是世界主要的石油出口國，但美國保持了對世界油源的強力控制。第一，20世紀70年代與沙特達成“不可動搖協議”，將美元確立為石油惟一計價貨幣。美元約等于石油成為世界共識，任何想進行石油交易的國家不得不把美元作為儲備。目前歐佩克一攬子平均價所監督的七種原油就以美元作為交易計價貨幣，幾乎包括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現貨交易市場。第二，世界前兩大石油期貨市場的紐約商品交易所、倫敦國際石油交易所都以美元作為計價和結算的貨幣單位，從而保證了美國對石油大宗商品的國際定價權。近年來盡管美元不斷下跌，伊朗改用歐元計價，俄羅斯成立盧布計價的石油交易所，但在全球石油貿易中的作用可謂微乎其微。正是借助二戰時期對盟國石油輸出崛起乃至延續至今對中東油源的強力控制，以及掌握國際石油期貨市場的定價權，美元得以持續壟斷大宗石油貿易交易的媒介地位，并以此鞏固牙買加體系下國際貨幣格局的美元本位制。

“煤炭-英鎊”和“石油-美元”的崛起展示了一條簡單而明晰的貨幣地位演化和大國興衰之路。當然，沒有理由認為能源出口大國一定是真正的大國，因為造就大國需要很多條件。但我們至少可以說，核心能源的轉換是18世紀以來大國地位消長的重要影響因素。試想，如果我們現在仍然處于薪柴時代，那么世界上真正的能源出口大國應該是一個以農業為基礎的大國。

既然能源與貨幣有如此緊密的聯系，那么未來低碳經濟成為各國經濟增長目標的模式下，伴隨著清潔能源技術的突進，新的能源崛起就有可能超越以往單一能源主導的舊模式，而代之一系列以低碳為特征的新能源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協同崛起。新的能源貿易碳信用交易，正是連接新能源組合和新能源利用模式的核心。不妨做出大膽設想，在未來貨幣格局的演變中，與碳交易標的的捆綁程度，將成為國別貨幣或者區域貨幣脫穎而出，成為國別貨幣甚至關鍵貨幣的重要條件，而捆綁的起點仍是標價權，姑且將之稱作“碳交易標的-關鍵貨幣”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