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的“罪名”

3年前，清華大學煤清潔燃燒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姚強到美國華盛頓大學參加一個會議，會議主題是探討煤炭清潔利用，有一個現象他記憶很深：當美國博地能源公司高層上臺演講時，一群學生涌進會場抗議，他們統一穿著“NO COAL(抵制煤炭)”字樣的T恤，不管臺上的演講人如何解釋燃煤可以實現清潔化，這些學生都堅決抵制煤炭。

美國博地能源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私人煤炭企業，至今有132年的歷史，近年來遇到越來越多的煤炭抵制者的聲討。這些抵制者認為煤炭是骯臟的行業，鐵了心賺錢而不顧全球環境。

此外，“化石燃料撤資行動”正在全世界范圍內展開：去年9月，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基金宣布撤出在化石能源領域價值6000萬美元的投資；同年10月，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宣布將沽出所持有的在7家煤炭和石油企業、總值1600萬澳幣(約8500萬人民幣)的股票。

“其實，美國2014年煤炭消費總量大約是8億噸，而中國消費煤炭量大約是36億噸，是美國的4倍多，從更遠處看，中國消費掉了全球50%的煤炭。”姚強告訴新金融記者。對于中國，煤炭是最廉價且最易開采的能源，支撐起國家的經濟高速發展，但是作為高污染高碳的能源品種卻給環境帶來更嚴重的污染。

根據《中國氣候公報》統計數據，2003年以前，中國年均灰霾日數均低于常年值9天，但是2004年以來增長迅速，年均值達到12～20天；2013年中國年均灰霾日數高達36天，全國范圍內有20多個省(區、市)出現了持續性灰霾。

在灰霾天數增加的時間軸上，煤炭的消費曲線也隨之上揚。從1980年至今的30余年內，煤炭占中國一次能源生產和消費量的比重一直在 70%左右，遠高于OECD(經合組織)國家20%左右的平均值。進入本世紀后，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煤炭使用量急劇增加，從2000年的14億噸增長到2012年的35億噸，12年間增長了2.5倍。

以上數據來自《煤炭使用對中國大氣污染的貢獻報告》，這份報告由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環保部環境規劃院、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RDC)、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機構專家參與完成，在2014年10月20日正式發布。

這份報告得出的主要結論是，中國煤炭的使用中排放了大量的大氣污染物。對于SO2、氮氧化物、煙粉塵、一次PM2.5和Hg等主要的大氣污染物，煤炭直接燃燒以及和煤炭使用直接相關的行業都貢獻了超過60%的排放量。

環保理想主義or煤炭現實主義

燃煤是灰霾元兇，已是既定事實，成了眾矢之的。關于是否“去煤化”的爭論就愈加激烈。核電、風電和光伏企業紛紛表態自己是灰霾戰士，是煤電的合理替代者。

其實從去年開始，國家能源局前局長吳新雄多次在內部會議上表態，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等地將不再新建火電項目。一些耗煤大省也陸續制定自己的煤炭消費總量控制規劃，試圖以此來改善日益惡化的空氣質量。

強調“去煤化”可以歸為環保的理想主義者。中國海油能源經濟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員陳衛東就占到了這一隊。他認為，中國總是依賴自己的煤炭資源稟賦，煤炭既廉價又易于開采，過分強調能源供給安全，而忽略了整個環境的承載能力。

他對媒體舉例稱，德國和日本，包括韓國，都是世界經濟大國，而且是極缺乏資源的，能源資源可以說是沒有的，但是他們的經濟發展得很好。而我們的煤炭不是一直都占到這么高的比例的，是經濟跨越式發展才使得煤炭消費越來越多。

相對廉價的煤炭支撐起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對于不同能源形式之間的經濟性差異，陳衛東還做了比較，一個單位煤的價格約為3美元/百萬BTU(英制熱量單位)，而一個單位的天然氣都要7-8美元/百萬BTU，中國從中亞進口的天然氣在11-12美元/百萬BTU，進口俄羅斯的天然氣價格11美元/百萬BTU。

“所以從經濟性上看，我們不得不從經濟的煤和不廉價的清潔能源之間做出權衡，也可以說是煤炭的現實主義和環保的理想主義權衡。”陳衛東認為，能源轉型一定是一個成本增加的過程，總要有人買單的。這方面要達成全民性共識，即要為能源轉型、減排減污承擔一部分成本。

雖然站在煤炭現實主義這一邊，清華大學姚強承認說，過去幾十年國家過分強調了煤炭富集這個資源現實，而推延了污染物排放壓力下能源結構轉型的步伐。“不過應該注意的是，清潔能源代替化石能源的基本方向不會改變，這需要漫長的時間過程，我預計要到2025-2030年之間，我國煤炭消費的絕對量才可能下降，所以煤的基礎能源地位在20-30年之內很難被撼動。”

“一味地強調‘去煤化’并不現實，而是要盡量控制煤的使用，煤炭消費量還是會每年遞增，因為經濟要增長，但是煤炭消費增量的部分盡量用清潔能源去填補。”姚強認為這個方案更具可行性。

方案可行，實現起來卻是時間的問題。由于中國石油(10.77, 0.06, 0.56%)、天然氣等其他化石能源資源相對比較貧乏，石油和天然氣的人均資源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7.7%和7.1%；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雖然發展潛力巨大，但是大規模應用前，還有很多的配套技術障礙需要解決。因此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煤炭在中國能源結構中的主要地位不會改變。

盤古智庫學術委員、環球資源公司合作人、托普索公司副總裁劉科接受媒體采訪時直言：“2013年中國的煤耗是36億噸標準煤。天然氣再發展大概在短期之內也頂多就是2.6億噸標準煤，核能再給10年時間也就是發展到1億噸的標準煤，水電也就不到3億噸。這3個加起來也就是6.6億噸，而我們的耗煤是36億噸。短期之內，要把煤炭壓下來或者把煤炭取代，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現實的。”

“我同意大氣污染煤炭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我不認同去煤化，煤完全可以利用的非常好。”國家環境保護城市環境顆粒物污染防治重點實驗室主任馮銀廠告訴新金融記者，燃煤會造成污染，但是在不斷提高利用效率和運用清潔技術，即使在燃煤量不變的情況下，也可以把污染物排放降低很多，這是煤炭現實主義者最主流的觀點。

煤炭的未來

盡管屢遭非議，但是美國博地能源公司堅持認為，以美國的經驗表明，煤炭絕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個解決方案，只要在利用煤炭的時候，采用負責任的方式。

上述負責任的方式主要是指清潔煤技術的推廣應用。而清潔煤是一個全產業鏈的概念，涵蓋上游的煤炭(及煤層氣)開采、洗選，中游的運輸、發電、冶金、化工生產，以及下游“三廢”的處理回收、二氧化碳的捕集和封存。

“我們近幾年才意識到灰霾的嚴重性，但是在20-30年前，我國一些科研機構就開始研究清潔煤技術了。”1983-1986年期間，姚強在清華大學的主要研究方向便是低氮氧化物燃燒器技術，而如今燃煤排放的氮氧化物才被受眾所關心。

這樣看來，煤炭的清潔化利用已經有了成熟的技術，但是在推廣和應用上卻遇到很多障礙。例如在煤炭開采出來后的洗選環節，據了解，煤炭洗選可脫除煤中50%－80%的灰分、30%－40%的全硫，而洗煤成本大約是8-20元/噸，這對降低煤炭對大氣的污染是經濟可行的。

現實是，我國煤炭入洗率不到40%，而美國是75%，歐盟是90%以上。馮銀廠認為，造成這個現狀最主要原因就是經濟利益，因為洗精煤要貴一些，很多耗煤小企業和家庭散燒煤用戶不愿意負擔這些增加的成本。他經常在煤礦看到，煤矸石(采煤過程和洗煤過程中排放的固體廢物)堆成山，煤礦工人隨便磨一磨壓一壓摻些好煤就賣出去了，他也經常在天然氣沒有普及的地區看到，一些供暖鍋爐燒的煤都是不能充分燃燒、高灰高硫的煤，污染物排放量很大。

統計數據顯示，中國約有70萬臺工業鍋爐沒有系統性的脫硫脫硝除塵，另外還有5000萬噸家庭散燒用煤，這些散燒煤每年排放的大氣污染物總量，約等于10億噸沒有經過清潔化改造的電煤。而在煤炭洗選環節，國家標準只是參考性的，而不是強制執行。

“調整能源結構很重要，但是在短期無法實現的情況下，優化用煤結構更加重要。”馮銀廠認為，煤炭最佳用途就是發電，因為發電的燃煤利用效率比較高，污染物排放量比較少，且火電廠相對集中利于監督管理。

據了解，美國消費的煤炭中有94%都用于發電，歐盟和日本的這個比例都在85%以上，而我國煤炭消費總量中只有不到50%用于發電，其他領域用在了燃煤鍋爐、鋼鐵、建材和生活領域。

發電是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主要方向。根據國家煤電節能減排升級改造行動計劃，新建燃煤機組供電煤耗低于每千瓦時300克標煤，污染物排放接近燃氣機組排放水平，2020年現役60萬千瓦及以上機組供電煤耗降至每千瓦時300克標煤。

姚強介紹說，在2000年，我國每千瓦時供電煤耗平均是392克，遠低于發達國家的煤耗水平(大概在335克)，但是到了2013年，我國平均把供電煤耗降到了321克/千瓦時，已經是世界非常先進的煤耗水平。

上海外高橋第三電廠現在是世界上最干凈的火電廠，供電能耗在276克/千瓦時，“但是最落后的電廠也在中國，這就是我們的國情，還是需要時間去慢慢改進，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落后電廠都關掉，我們還需要穩定的電源保證。”姚強說。

姚強認為，我國常規污染物已經達到了峰值，現在控制大氣污染已經成為了全社會共識，這是不會逆轉的，他的樂觀建立在，“現在我們有能力去控制污染，對于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有嚴格的減排要求，雖然短期一兩年內不太明顯，但一二十年之后空氣質量就會明顯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