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加拿大溫哥華的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所著《全球通史》，作為全球史觀的代表作之一，對于中國和第三世界的讀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其中重要的一點，是《全球通史》摒棄了眾多西方傳統的世界歷史的闡釋方法，如“古代—中古—近（現）代”的“三分法”，將整個人類歷史的演進劃分成兩個基本的階段，即1500年以前諸孤立地區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西方的興起并占優勢的全球世界。有專家認為，這樣一種劃分方法對許多中國讀者來說是不習慣的，因為大多數中國讀者已經按照“三分法”或“五分法”（原始共產、奴隸、封建、社會、共產）形成了自己對歷史的思維定勢。但這樣一種劃分卻是考察歷史發展的一個新角度，有利于消除部分中國讀者頭腦中,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之間的“時間位差”與空間位差，在對整個世界歷史的理解和認識中去加深對中國歷史的理解和認識，同時加深對世界歷史的理解。

眾所周知，“上古—中古—近代—現代”是中國歷史學家對世界歷史最為常見的階段劃分，也是從前蘇聯移植過來的一種世界歷史闡釋體系，實際上是西方學術界“三分法”的變種之一。關鍵是無視“中世紀”只是歐洲乃至西歐獨有的歷史經歷這樣一種事實，而將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鑲嵌到一個統一的框架之中，同時也把中國歷史的階段劃分置于一種十分尷尬的境地：1840年開始的中國“近代”要比世界歷史上的“近代”晚幾百年。中國人由此不得不按照中國與世界兩個不同的時間表來理解中國的過去與世界的過去。

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也使用“中世紀”這樣的概念，但主要用于描述歐洲的歷史進程及其與歐洲以外地區歷史進程的比較，而不是要把各地區的歷史整齊劃一。并未設定一個統一的標準來評價世界各地區的歷史進度。實際上，當代多數西方學者都已拋棄了傳統的“三分法”，承認“歷史在這個星球上不是按同一個速度進行的”，“三分法”存在著清晰的歐洲中心論偏見。正如美國學者威廉•邁克高希在他的《世界文明史》中所指出的：“世界上大多數人口不是基督徒，并且只有亞歐大陸的最西端屬于羅馬帝國。一個帝國崩潰后，出現的是一個影響全體的但無帝國疆界的宗教，在后來是它的分裂及由一個世俗的秩序取而代之，這種經歷對于西方社會是獨一無二的。其他社會的歷史表現出一種不同的模式。”

為了解釋與通讀世界歷史，眾多學者對歷史有不同的分析與分階段，有人分為家族秩序、納貢秩序與資本主義秩序，有人分為微型、世界帝國與世界經濟，有人分為開放體系與封閉體系，有人分為農業時代與技術時代，有人分為狩獵、農業、技術文明，，更有人分為前文明、文明、相互聯系的文明、全球文明，正所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人在此山中。”每個人的認識都或多或少有局限性，而閱讀歷史、比較各不同地區歷史是減少局限性的方法之一。斯塔夫里阿諾斯則將時間節點定為公元1500年前與之后兩分法，因為許多技術、文化進步仍至于革新革命的關鍵轉折出現于公元1500年前后，也即產生于西歐的西方文明相對其他文明占據優勢并擴張到全球之時，無疑是一個新的視角。而學習歷史需要有不同的角度觀察與評判歷史。

而中國文明與世界其他重要文明不同之點是，中國史學在文化領域與精神世界中占據重要位置，這與古代埃及、巴比倫、印度、古希臘、波斯等等文明中，神學或宗教占據最重要位置有極大不同。“中國不存在教士與俗人、教會與國家的分裂。”這一特點是好是壞，評說者各異。作者認為中國儒學已已成為儒教，“儒教繼續在社會中居支配地位。它尊崇老年人，輕視年輕人；尊崇過去，輕視現在；尊崇已確認的權威，輕視變革；從而，使它成為保持各方面現狀的極好工具。最終，導致了處處順從、事事以正統觀念為依據的氣氛，排除了思想繼續發展的可能；這一點有助于說明為什么中國盡管最初在發明造紙、印刷、火藥和指南針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但后來卻在技術上落后于西方。中國人在作出這些早期的發明之后，未能提出一系列科學原理。”儒教是否存在是一個爭議極大的問題，但儒學在中國兩千多年來在學術思想界居統治主流地位是毫無疑問的，問題總是：原因何在？

“社會變革滯后于技術變革一直是人類許多災難的根源。”作者認為土地耕種與農業文明是一大進步，隨后產生的文字發明源自美索不達米亞（現今伊拉克兩河流域文明），這一文明是城市文明，而埃及文明是一種帝國文明，克里特島上的米諾斯文明是一種海洋商業文明，“文字不是一種深思熟慮的產物而是伴隨著對私有財產的強烈意識而產生的一種副產品。”“書吏可以享受很高的地位與特權。”（可對比中國“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文字可使經驗技術世代相傳，促進了智力的發展。而洪水恐懼、不安全感、潛在沖突等等使得人們試圖用法典來消除而產生了漢謨拉比法典。這些法典立足于神命，隨后造成了基督教、佛教等等宗教傳播，允諾來世可以獲得永恒的幸福，都強調很高的道德準則。而城市文明發展與貿易發展常常被戰爭或帝國衰亡打斷。西哲亞里士多德說過，城市的建立是為了能過上好的生活。而柏拉圖認為，每個城邦又分為兩個城邦，少數富人的城邦和多數窮人的城邦，這兩個城邦總是處于戰爭狀態。“大河流域文明，每一偉大文明的衰亡卻是因其內亂削弱了自身的力量，進而由隨時準備入侵的游牧民族造成的。”作者認為雖然戰爭顯然是滅亡的原因，但帝國的器質性疾病是經濟，生產率低下，經濟停滯不前的根本原因似乎在于奴隸制，捐稅提高、貧困增加激起了城鄉暴動，從而招到蠻族入侵，最終不是內部起義成功，就是外來侵略得逞，或兩者兼備，由此形成了近代史前帝國歷史的周期性。

但歐洲發生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改變了帝國周期性，尤其是蒸汽機的發明、改革與推廣。作者指出，蒸汽動力在古代希臘化時代的埃及就已為人們所知，卻僅用來開關廟宇的大門，而英國不僅用于煤礦生產還用于交通運輸后，使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發展到1975年，西歐、北美每人平均利用的能量分別為亞洲人的11.5倍和29倍，作者認為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直接取決于所能利用的能源。

中國特別是中原及其附近地區曾是一個農業文明極度發達的國家，但在城市文明領域和工商文明領域，則無疑是重農抑工商思想占了統治地位，直到英國商人將毒品連帶商品從海外輸入中國，并為維持這一貿易自由而發動侵略戰爭洞開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少數中國人才知道世界工商文明之先進與不可阻擋。更有西方專家歸納統計，英國作為工業革命和現代憲政的起源國，侵略過當今世界上90%以上的國家與地區，另有專家統計，從1492年到1914年歐洲人征服了全球84%的土地建立殖民地，并在每個有人類居住的各大洲擴大了影響力。推而廣之，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等昔日殖民列強也曾侵略殖民過比本土大得多的國家與地區。作者認為，西歐這一成就，源自西方在羅馬帝國滅亡后沒有后繼者，相反出現了一種新的多元化文明，而中國一再出現中央集權專制，限制工商和禁止航海，中國發明的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和遠洋船只在歐洲得到了充分利用，首先對歐洲然后對世界產生了爆炸性的影響。僅西班牙就從美洲攫取了有據可查總計達18600噸白銀和200噸黃金，而未經注冊而攫取了的金銀估計為上述數字的10%至20%。西歐還通過臭名昭著的奴隸貿易獲得暴利，造成了許多土著滅絕或人數極度減少。各殖民列強無疑是有原罪的。

中國有句古話：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有學者認為中國一部24史就是官僚貪污腐敗改朝換代史，此言有些偏激。中國在工商文明和工業革命中落伍的原因，作者認為中國產生了一個由學者組成的統治集團即文人學士集團正是這一制度扼殺了創造力、培育了順從性，明清統治者率先控制和約束商人階層，而科舉制即公職競爭考試，又誘使更多商人或富裕農民與地主子弟投身科舉考試與官僚階層，地方官僚與皇帝專制獨裁，民眾沒有立法權、自行收稅權利、投標使統治者落選權利，也沒有限制或停止政府開支的權利，因此他們有造反（或革命）的權利，造反在中國是阻止專斷的、邪惡的立法和行政的一種古老的、時常運用的符合憲法的正當手段（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中國政府壟斷了許多商品的生產與消費，包括武器、紡織品、陶瓷、服裝、皮革、鹽和鐵，這些限制剝奪了商人創建自由企業的機會。束縛經濟發展，也助長了官員的腐化與墜落。因為朝廷官員可以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國家壟斷商品為個人牟利。統治集團還竭力反對海外經商經營。

在中國傳統教育中，曾有所謂農民起義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但問題是中國有那么多農民起義，但中國社會卻一再陷入停滯、腐朽狀態的超級循環中，農業文明在西方殖民列強和后起的日本工商文明前不堪一擊。而其他各大洲農業文明與游牧采集文明也同樣不堪一擊。西方工商文明迫使全球其他文明學習、采取西歐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否則難以在新世界生存、立足。這似乎成了非西方文明的宿命。

西歐中世紀后工業革命、科學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后，產生了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法國大革命后，國家不再是國王、國王的領土和國王的臣民，臣民奴仆成為公民，國家成為公民所有。自由主義強調個人自由與權利，但不能使勞動者免受失業、疾病、傷殘老年所引發的貧困與不安全，社會主義應運而生，強調社會、集體福利，認為人類經過理性思考和行動能夠決定自己的社會制度和社會關系，應當促進合作而不是促進競爭，強調國家對全體公民的的福利所承擔的責任。在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壓力下，德國首相俾斯麥推進了一系列社會福利改革方案，包括養老金、失業、疾病、事故等等保險并逐步為其他國家西方國家效仿，而十月革命更是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有人認為是建立了共產主義制度）。

19世紀以來大的殖民帝國與股份公司在政治和經濟上控制了全球絕大部分地區并取得了文化上的支配地位，西方文化也就成為全球的典范，西方文明被等同于文明而非西方文明不是永遠望塵莫就是天生低劣。雖然有大航海時代著名的探險家庫克船長，曾對殖民主義擴張提出質疑：我們誘使他們（土著民族）墮落，帶給他們物欲和疾病，只能攪亂他們和祖先一直以來享受著的幸福安詳，此外別無他用，與歐洲人進行貿易，美洲土著人究竟得到了什么？

可占優勢的傳教士與殖民主義辯護者們卻認為，歐洲帶給了土著人和世界其他地區文明與進步，日本對亞洲侵略也美其名為文明開化和建立大東亞共榮圈，但全球化時代三次世界范圍的戰爭和蘇俄革命與蘇聯解體徹底改變了這一切。

第一次世界范圍的戰爭是發生于1756～1763年間的七年戰爭（SevenYears'War），是歐洲兩大殖民帝國軍事集團英國－普魯士同盟與法國－奧地利－俄國同盟之間的戰爭，漢諾威與葡萄牙為英普的盟友，法奧俄的盟友則為西班牙、薩克森與瑞典，為爭奪殖民地和霸權而進行的一場大規模戰爭。戰場遍及歐洲大陸、地中海、北美、古巴、印度和菲律賓、中國新疆等地。（在遠東，沙俄唯恐中國不滿尼布楚條約趁機奪取俄國遠東，而先下手為強挑動新疆叛亂而牽制中國，于1755年唆使準格爾汗王達瓦齊和阿睦爾撒納發動叛亂，一系列戰爭直到1760年才結束，牽制了清乾隆帝的大部分兵力，因此有學者中國清朝也間接地被動地參與了此戰爭。）這次戰爭對于18世紀后半期國際戰略格局的形成和軍事學術的發展均產生了深遠影響。由于參戰國家眾多、加上戰爭范圍涉及歐、亞、北美大陸，規模空前，溫斯頓•丘吉爾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的政策從來就在于在歐洲尋找肯用自己的身軀維護英國利益的傻瓜。”這次戰爭最大的贏家是英國。但是戰爭耗費了巨額財產，英國戰后增加殖民地稅收以彌補虧空，結果引發了美國獨立戰爭，美國獨立使英國失去了北美部分殖民地并培養了新一代取代英國的帝國。

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作者認為有五個誘因，經濟上的競爭、殖民地的爭奪、相互沖突的聯盟體系、勢不兩立的民族主義和不可逆轉的軍事時間表，還有私人軍火公司煽動起的各國軍備競賽。一戰摧毀了4個帝國，奧匈帝國、德意志帝國、奧斯曼帝國和沙俄帝國，還摧毀了西方世界文明先進的概念。戰爭引發了俄國十月革命和土耳其起義，列寧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革命綱領并率先宣布退出戰爭，將外國資產收歸國有并拒付沙皇政府外債，隨后戰勝了14國武裝干涉和各地叛亂，1921年實施新經濟政策，但不久后斯大林采取計劃支配的集權經濟，蘇聯曾取得巨大成功，世界工業指數從1929年的100下降到1932年的63.8，而蘇聯932年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工業產量已從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1928年至1952年增長了3倍半，蘇聯工業從1921年占世界份額1.5%分別增長到1938年的10%和1966年的20%。另據《大國的興衰》提供的資料，以1913年制造業指數為100，到1938年蘇聯達到了驚人的857.3，其他國家發展最快的日本僅為552（還包括其1931年侵略占領中國東北增長了一倍的GDP這一不可比因素）、意大利195.2、德國149.3、美國143、英國117.6，法國114.6。蘇聯與其盟國（英美中法）隨后取得了二戰勝利，還一度建立社會主義陣營。

俄國革命成功一度引起德國和匈牙利革命，并激起殖民地人民革命。1919年孫中山指出中國人民在爭取民族自由的斗爭中唯一的伙伴和兄弟就是蘇俄式工農紅軍。美國黑人領袖杜波依斯認為還將出現一個不受侮辱、有權選舉、有權工作和有權生存的黑人民族。殖民地民族起義風起云涌，孫中山認為自日本戰勝俄國那天起，亞洲各國人民就抱有擺脫歐洲壓迫的希望。但不幸的是日本軍國主義成為新的殖民列強和侵略戰爭策源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作者認為，中共為建立一個更加公正社會的綱領吸引了許多學生和知識分子，共產黨人得到了農民的支持，1949年毛澤東成為大陸的領導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遺留的諸問題總爆發，部分原因是各帝國主義殖民列強分贓不均而造成的，當時協約國聯軍統帥福煦元帥（FerdinandFoch）得知巴黎和約等等內容后宣稱：這不是停戰而是20年的休戰。這是驚人準確的預言。作者認為戰后法西斯主義是最突出的政治創新，以消滅工人失業為動員，意大利與德國先后成為法西斯國家并進而成為歐洲戰爭策源地，日本軍國主義成為亞洲戰爭策源地，日本于1931年侵略中國東北，殖民列強默許了日本侵略，作者認為日本對滿洲（東北）的侵略成功鼓勵了歐洲的侵略，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日本隨后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1939年9月德國侵略波蘭，1941年6月侵略蘇聯，1941年12月日本襲擊美國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破壞力遠遠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但這一戰爭導致了殖民主義體系崩潰并聲名狼藉。聯合國成立后推進了非殖民化運動，目前已有80多塊殖民地，7億5千萬人口獲得了獨立。目前，全球仍有17塊非自治領土未被非殖民化，這些領土是約200萬土著人民生活的家園。中國革命成功和印度和巴基斯坦獨立以及亞非拉美大洋洲許多國家獨立是最明顯的標志。

• 但蘇聯革命與建設成功有歷史陰影，蘇聯集體化農業產量卻一直令人失望，私人土地只占蘇聯總耕地面積的3%到5%，卻生產了全國農產品的25%與30%。蘇聯工業經濟的低效率與特權階層的形成也極大妨害了工人與知識分子積極性，集權經濟壓抑了創新與競爭，最終導致蘇聯解體和整個東歐國家社會主義的失敗，也導致南斯拉夫解體和市場社會主義失敗。蘇聯解體有專家認為是國家社會主義的失敗。蘇聯制度未能開發工人、技師與科學家的智慧與能力，“難道社會主義沒有象資本主義那樣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同樣的機會？”“他們假裝給我們發工資，我們假裝干活。”更在波蘭的政治幽默稱“資本主義是殘酷的人剝削人社會，而社會主義把它顛倒過來了。”而事實證明，嚴格管制和墨守成規與創造力水火不容。從而在以創新為代表的新經濟競爭中步履蹣跚并最終解體，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也隨即消逝。但中國走向社會主義有所不同，斯塔夫里阿諾斯指出：“在中國長達數千年的歷史中，曾有過三次……大革命：第一次發生于公元前221年，它結束了領主封建制，創立了實行中央集權制的帝國；第二次發生于1911年，它結束了帝國，建立了民國；第三次則發生在1949年，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政權。”“毛澤東不愿接受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和這些計劃的巨大成功與官僚精英主義，試圖建立一個沒有官僚組織和為人民服務的國家社會主義和農村集體經濟，”中國經濟也陷入計劃經濟或管制經濟常見的低效浪費與短缺，奇異的是作者未敘述也未評價中國獨特的文化大革命。作者認為毛澤東去世后繼承者們發起了現代化運動，甚至走向了市場社會主義，廢除人民公社、恢復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生產，工廠以個人組織取代革命委員會，獎優懲劣等等，即中國的改革開放。

中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迅猛已38年，也積累了相當大的風險與矛盾，特別是環境、糧食、能源、金融與文化安全，在剛剛結束的2015中國國際礦業大會上傳出信息：中國大陸占全球人口20%，消耗了全球40%以上的資源而只創造了全球GDP約10%。中國大宗商品的生產量開采量占全球總量的40%至50%，創造了非常多的全球第一。目前中國石油對外儲存度已達60%、天然氣超過30%，煤炭年進口一度越過3億噸，農作物進口量相當于9億畝耕地產量，鐵礦石、銅、鋁等等重要礦產也超過50%，而近年來中國環境污染嚴重，霧霾曾一度籠罩中國270萬平方公里國土，中國面臨新的風險與挑戰。與當初鴉片戰爭后中國能否建立工業化國家疑問相同，中國能否建立一個創新的經濟與社會？能否實現環境可持續發展？

目前世界也同樣面臨著發展不平衡，全球約20億人的肥胖與約10億人的饑餓、營養不良形成了尖銳對比，全球貧富差距擴大，工業革命導致生態環境污染與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減少，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能源消費急劇增長引發了擔憂、指責和壓力，但正如挪威前首相布倫特蘭如下表幫忙，是西歐人發動了工業革命，引發了隨之而來的生態問題，他們不能指責一無所有的人，不能認為他們應該做記過一無所有的人。

作者認為21世紀的未來并不是命中注定的，將由人們來創造，必須接受一個新的多種族、多文化、多宗教的社會。否則人類將比預想的更快地消亡。美國當年獨立宣言起草人之一杰斐遜指出，人不再生下來身后就背著馬鞍，也不是上帝贊許的極少數特權人腳踢和合法駕馭的奴隸。法國人權宣言則開宗明義地指出：無視、遺忘或蔑視人權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作者認為自古以來一直困擾人類的關鍵問題——在技術變化與社會變化之間存在的長期時間差的問題。技術停滯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地統治集團只知并剝削現有的財富，不知道怎樣去創造更多的新財富。而種種奴隸制阻礙了社會進步。由此可見改革與革命有其天然理由與正義性。人類目前面臨的種種危機與風險，需要當今人們共同努力，消除形形色色的奴隸制與過大的貧富差距和不平衡。

世界與中國正共同面臨著環境安全、糧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和信息文化安全五大挑戰，能否成功應對上述風險挑戰直接關系人類生存安全。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已不可能置身其外，而保障中國信息文化安全往往是國人不易覺察的挑戰，僅舉兩例：

中國今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反法西斯勝利70周年，也是臺灣光復70周年紀念，這一戰爭勝利是中華民族起身偉大復興的起點，這一勝利意義重大，是因為中國作為唯一的昔日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成為聯合國創始國和常任理事國，這與其他常任理事國均是老牌殖民帝國，是最大的不同，中國還推動了世界非殖民地化運動。當然這一紀念不乏雜音，中國內部也有人受到殖民列強和西方殖民文化影響，例如李登輝妄稱日本是祖國，后在輿論壓力下改稱作為日本奴隸很悲慘，而馬英九則稱臺灣抗戰比大陸抗戰早了42年，其實是一大謬誤，臺灣1895年抗戰開始，加上42年是1937年，而日本1931年9月18日發動侵略東北戰爭，東北抗日戰爭爆發后抗聯與中國共產黨抗日持續了14年之久，馬英九也顯然忘記了1932年上海128抗戰、1933年熱河抗戰、察哈爾抗戰、1936年綏遠抗戰，難道這些抗戰不是大陸抗戰或是滿洲國抗戰？馬英九還說日本對臺灣建設有所貢獻，可他忘記了日本占領臺灣前后屠殺了65萬臺灣同胞，日本投降后從臺灣遣返回日本的日本軍人與平民近50萬人，還有相當多的日本人留在臺灣，日本“建設”臺灣從來不曾想把臺灣將來交還中國，日本“建設”也不曾想把東北還給中國，有專家考證日本投降時滿洲國首都新京市（長春市）居民超過一半為日本人。臺灣前行政院長還一再宣揚蔣委員長是抗戰領袖，其實不然，東北14年抗戰是蔣介石領導的嗎？臺灣71年抗戰（從1874年日本挑釁牡丹社事件侵略臺灣）是蔣領導的嗎？在去年紀念甲午戰爭120周年和紀念抗戰先烈時，在關單位組織了楹聯征集比賽，可所見獲獎楹聯中，談及8年抗戰的對聯有21個，談及東北抗聯14年抗戰的只有1個，比例為21：1，無一提及臺灣50年抗戰與70年抗戰。今年同樣舉行了楹聯征集比賽，報刊公布的獲獎對聯中，有7個只談8年抗戰，只有1個提到東北抗戰，也只有一個重慶作者撰寫對聯中提到“七十載烽煙滾滾”對“百千秋警笛聲聲”（70年烽煙是指日本軍國主義1874年侵略中國臺灣牡丹社事件，到1945年持續71年），個人進步明顯，但總體上看顯而易見令人擔憂，西方史學對中國史學的影響巨大，撰寫對聯并參加比賽的人無疑是擁有較高文化水準的人，中國歷史教科書應當重新編寫，否則只提8年或14年抗戰，由于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都是贊同加入大西洋憲章即承諾戰后不擴大領土，那么中國東北與臺灣是否是中國領土？在美國海軍軍艦近日侵入中國南海島礁12海里后，環球時報一篇文章稱這是美國是為了維護國際領空的自由航行權，其實哪里有國際領空一說？早有學者指出從法律上無國際海域一說，遑論國際領空。這兩個例子，足以說明西方某些史學和政治理論對中國學者的影響與滲透，也說明多個角度看歷史的重要意義，也是樹立理論自信、道路自信重要意義的最佳說明。

全球通史上下（第7版）作者介紹

作者:(美國)斯塔夫里阿諾斯

斯塔夫里阿諾斯,是美國加州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享譽世界的歷史學家,曾獲得過古根海姆獎、福特杰出教師獎秒各克菲勒基金獎等一系列學術榮譽。雖然他以《全球通史》享譽世界,但實際上他著述頗豐,還有大量其他傷口為學術界稱道。除《全球通史》外,斯塔夫里阿諾斯的作品還包括《1453年以來的巴爾干各國》、《奧斯曼帝國:它是歐洲的病人嗎?》、《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歷史進程》和《源自我們過去的生命線:新世界史》等。斯塔夫里阿諾斯教授已于2004年3月23日在美國加州荷亞去世,本書不但是斯氏《全球通史》的*新版本,也成了其*后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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