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很多專家學者持有一種主張，就是從碳消費的角度來看，歐美的排放量要高于中國，因為中國排放大量碳排放生產出來的產品都被歐美國家消費掉了，所以應當為此負責。

因為國家層面基于消費端的碳排放核算并不是主流算法，所以相關數據也無從查起，從個人感覺來看，至少目前確實是這樣，但隨著中國消費水平的逐漸提升，我覺得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狀況很快就會被逆轉。

我們這里暫時先不考慮未來逆轉的情況，就按照歐美消費的碳排放比中國多出發，來分析分析這種主張的出發點，以及最終的目的。

為了方便分析，我們將情況簡化一下，假設只有中國和歐盟兩個經濟體，二者基于生產端碳排放和基于消費端碳排放正好是對調的。根據CAIT的數據，2018年中國生產端碳排放為117.1億噸，歐盟的生產端碳排放為33.3億噸。如果消費端碳排放是兩者對調，那么中國消費端碳排放為33.3億噸，歐盟消費端碳排放為117.1億噸，當然實際情況消費端碳排放和生產端差別不會這么大。

我們先來看這種主張的出發點。很顯然，這種主張的出發點是想要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中有更多的談判籌碼。“你看看，我們排放了這么多并不是我們享受了，而是你們享受了，所以你們要為此負責。”雖然歐盟沒接招，但這種說法乍一看確實有理有據，令人信服。但氣候談判并不是打嘴仗掙個表面上的輸贏，而是要落實到減排上。

假如某一天，歐盟說：“好吧，我承認我們消費的碳排放比較多，那你覺得應該咋辦吧？”這個時候，我們能拿得出一套行之有效，令人信服的的解決方案嗎？

提出問題簡單，解決問題難，我們恐怕得思考一下，我們提出按照消費端碳排放來劃分國家責任的最終目的是什么？我們是否能夠提出一套對我們有利，又能讓對方信服的解決方案？

方案一

我們可以嘗試參考基于總量控制的碳市場那一套，設置一個基于消費的碳交易市場。在這個碳市場里，歐盟要為其117.1億噸的消費碳排放設置總量及減排目標，該減排目標最后落地到每個產品頭上，如果沒有達標，則需要交納罰款。乍一看，我們需要負責減少的碳排放一下從117億噸減少到33億噸，貌似撿了個大便宜，但往細處想這可能是給自己設的一個套。

這種制度且不說罰款什么的不可能給到我們，計算每個產品的碳足跡并設定減排目標就是一個異常龐大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們設置的產品減排目標會再次轉嫁給我們，因為消費者是不可能通過減排措施來減少其消費掉的碳排放的，最終還是會傳導到生產端來。

而且，降低消費端的碳排放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消費，到時候歐盟大量減少對中國產品的進口，造成我國對外出口的企業大面積減產停產，這肯定是我們不希望的，所以這個方案不可行。

方案二

將碳成本加在產品中，要歐盟消費者為此買單。這個方案看起來不錯，除了能夠繼續出口產品以外，還能額外創收。

但這種方式其實是變相漲價，對于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有很大影響。更重要的是，任何減排制度的最終目的是要服務于減排，且不說歐盟會不會同意這個方案，即使同意，這也會出現一個問題，如果這個所謂的“碳成本”的額外收入到了生產者手里，那么他們不但不會減排反而會增排，因為排放越多“成本越高”；如果“碳成本”的額外收入到了中國政府手里，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既然排放越高收益越高，何不加大排放，提高碳價。

客觀地講，最適合收這筆錢的，其實是歐盟政府。一方面提高消費者的消費成本，減少不必要消費，另一方面促進產品生產者降低產品碳成本，提高產品在售價方面的競爭力。這個方案其實就是現在歐盟正在策劃的碳邊境調節稅方案。當然，這個方案對中國并不算有利，所以中國極力反對。

方案三

延續方案二的思路，讓歐盟政府收取碳成本帶來的收益，但是此收益應定向支持中國的減排。

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中國金融學會會長周小川曾提出過這種方案。但這種方案從實施層面較難落地，如果這筆資金單純從減排項目的資金援助角度上講，很難有的放矢地降低歐盟消費端的碳排放，到頭來成了歐盟收了我們的錢轉頭來援助我們減排，所以歐盟不同意，我們也覺得沒面子。

我覺得比較可行的方案是設立一套基于消費端的外部減排機制（即產品碳減排機制）。該機制定向支持出口歐盟產品的碳減排，產生的減排量由歐盟統一收購，收購的資金就來源于征收碳關稅的收入，至于需要購買的量，就與他們消費端的碳減排目標掛鉤了。

這樣既可以定向資助出口歐盟的產品碳減排項目，又可以量化歐盟消費端的減排量，還可以把歐盟碳碳關稅收的錢以購買外部減排量的名義，名正言順地給賺回來，我認為是個可行的方案。

方案四

還有一種將消費端碳排放與現行碳減排制度相結合的方法，就是仍然實施基于消費端的總量控制，即歐盟消費117.1億噸，但不通過控制產品碳足跡減排，而是通過既有的CDM項目減排量來實施減排。

因為基于項目的減排量也就是CER、CCER這些理論上既適用于生產端碳抵消，又適用于消費端碳抵消。這樣就不用耗費大量精力去核算每個產品的碳足跡，只需要根據每個國家的進出口產品總量算出消費碳排放，然后設定下降目標，下降目標可以以城市為單位進行目標分解。

為達成目標，歐盟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通過適當提高消費稅來減少產品購買，二是購買國際減排量CERs。這種方法對中國最有利，一方面不用再對中國的產品征收碳關稅，中國的產品也不會被強制控排，另一方面可以重新激活CDM項目（或者以后的SDM），讓中國的減排項目有市場。

綜上所述，即使西方國家承認從消費角度看應當承擔更多的減排義務，但要真的落到減排措施上還是可能會轉嫁到生產端，我們光是靠打嘴仗是不行的，萬一哪天西方國家真就說以后規則按照消費端碳減排來玩，結果可能還不如現在的游戲規則呢。所以還要看得更遠一點，想得更深一點，并且試著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規則體系，這樣才不至于總是被別人套路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