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陸如泉、段一夫等人撰寫的《一帶一路話石油》一書已由石油工業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闡述了“一帶一路”戰略的演變與內涵；重點梳理了“一帶一路”沿線13個國家的石油工業概況，內容涵蓋油氣工業的發展歷史和規劃、主要油氣田的勘探開發現狀、國內油氣消費和出口狀況主要石油公司和外國投資、資源管理機制和組織機構等；深入分析了地區地緣政治的特點和發展趨勢，各國經濟現狀、安全局勢、政策法規等，從而為海外油氣合作提出建議。同時提醒人們這一戰略所面臨的多種風險，值得有志于中國能源發展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人一讀。

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從提出到實施，順應了國內外發展大勢，因而不斷取得新成果，讓中國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認可。近三年來，周邊國家與中國已在金融合作、互聯互通、貿易投資、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進展，并啟動了一批重點項目。最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學會了運用國際規則和創造受人歡迎的規則。

“一帶一路”工程建設與克服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后金融危機時代世界深刻調整轉型期相交織，這一長期系統工程不僅包括經濟建設，還包括生態環保、人文交流合作等等多重雙贏多贏領域，同時作者還指出，其中包含有地緣政治、經濟金融、網絡信息安全等多種傳統與非傳統風險，需要有關方面重視。

作者指出，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早在20年前就已經與部分沿線國家進行了油氣勘探開發合作并取得了相應成果，據相關統計，2014年，“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原油和天然氣產量累計占全球51%和49%，出口量占全球70%左右，消費量卻僅占全球的25%左右。而中國年進口原油約3億噸，對外依存度約60%，在世界多地地緣政治不穩的情況下，中國能源安全主要是石油安全形勢堪憂。目前，中國石油在“一帶一路”沿線19個國家執行50余個油氣合作項目，占中國石油海外權益總產量的80%以上。其中，已建成中亞天然氣管道ABC線、中哈原油管道、中俄原油管道、中緬油氣管道，原油輸送能力達到3500萬噸/年，天然氣輸送能力達到670億立方米/年。2014年，中國石油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口原油約5000萬噸，進口天然氣約260億立方米。“一帶一路”沿線油氣項目開展、“四大油氣通道”的建設運營，為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獲得沿線多數國家響應與支持，但中國應當清醒好看到，絲綢之路經濟帶所經過的地區是大國激烈博弈的地區，必須處理好大國間關系，努力減少、積極應對來自某些大國的干擾和掣肘。如何適應所經過的很多發展中國家當地復雜的社會、文化環境，特別是幫助這些國家解決就業困難，是非常突出的問題。此外針對資源詛咒或荷蘭病，中國理應有新的創新來解決這一問題，與沿線國家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富裕。

本書作者非常重視建設一帶一路中的風險，特別提出了防范風險尤其是防范重大的地緣政治及國別風險，首先是是地緣政治風險：由烏克蘭危機及美歐俄三方博弈引發的地緣政治風險，今后一個時期將持續存在，“一帶一路”油氣合作需把握好中俄、中亞以及中亞各國與俄羅斯之間的平衡，避免操之過急、因小失大。二是政局變化風險。三是資源保障風險：當前，中國石油企業在中亞地區的油田項目大多處于開發的中后期，在俄羅斯上游領域尚未有規模性的發展，“一帶一路”油氣合作的資源基礎存在一定不確定性，需在里海等重點油氣富集地區有大的勘探突破。

四是利匯率風險：中亞、俄羅斯地區的金融政策極不穩定，例如2014年上半年，因哈薩克斯坦地區堅戈大幅貶值，導致中國石油企業在哈業務的效益受損嚴重，不排除盧布、堅戈等貨幣繼續大幅貶值的風險。

五是財稅風險：中亞、俄羅斯地區,以及緬甸、印尼等地區的油氣合作財稅條款相對不穩定。例如2014年上半年，哈薩克斯坦政府將原油出口關稅由40美元/噸調整至60美元/噸，中國石油企業的項目效益由此遭受侵蝕。上述地區財稅政策的頻繁變更是“一帶一路”合作面臨的又一大風險。六是公司治理及政府治理風險：中亞、俄羅斯地區及東南亞地區的油氣資源國屬于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相對不透明的地區，這會給中國石油企業在上述地區的合規合法運營，帶來較大挑戰。

作者認為，上述還只是地緣和經濟層面的風險，還有一類風險來自宗教，也是最為復雜的風險，面臨著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間的融合與沖突，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也逐漸面臨與全球大國（美國）、地區大國（俄羅斯、印度、日本等）在“一帶一路”覆蓋區域中現實或潛在的競爭，若中國無法與主要大國管控分歧和摩擦，達成戰略諒解與合作，大國競爭將很有可能與沿線國家內部風險、跨境威脅相互疊加，產生一系列消極的連鎖反應。

但“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與建設的推進，也刺激了中國與世界的風險研究，加強風險評估研究可以防患于未然，加強各國內外政策溝通、協調，降低風險、減少損失，使得一帶一路建設推進安全、扎實有效。

大型油氣投資項目和基礎設施建設資金需求量驚人，動輒數十億、上百億美元，中國已設立了“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基金（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銀行等等，能否吸引到更多低成本、低利息資金投放到一帶一路建設中，是未來一大挑戰。作者提議，考慮到“一帶一路”上以油氣為核心的油氣產業已具有一定基礎，擁有了先發優勢，且后續發展潛力巨大，可以比照設立絲路基金的做法，設立“一帶一路”能源基金，用于重大能源建設項目和重大油氣風險勘探等活動。

在防范金融投資風險方面，作者建議，，未來可以推廣中緬天然氣管道建設中的“四國六方”投資模式，既可以降低中方的投資壓力和風險，也可以吸納印度、俄羅斯等地區性大國的共同參與，盡可能減少其疑慮。作者認為，最難實現的是民心相通。民心相通的前提是文化相通、文明相通，中亞地區、俄羅斯地區、南亞地區均屬于不同類型的文明和宗教，文明相通的難度很大。民心相通的要素之一，是作為大國和發起國的中國，要學會換位思考，能夠站在對方國家和人民的角度考慮問題。但作為一個歷史上多民族、多元文明、多宗教國家的中國，應有充分的文化歷史資源與包容心解決民心想通問題。

本書不足之處，在于未能從歷史角度透視一帶一路建設，存在了至少2000多年的古老的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是連接東西方文明的通道，也是商貿往來、經濟互利、思想交流的通道。兩千多年前的古代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中國與沿線國家有著多年往來貿易的歷史，從公元前二世紀張騫通西域開通陸上絲綢之路，2100年前，他的天涯孤旅一路西行，探索未知世界的記載，比探險家哥倫布的大航海早了1600年；開辟了一條不朽的絲綢之路，讓中國充滿自信地走向世界，從而讓世界發現了一個精彩中國。司馬遷評價他——“鑿空西域”，他被譽為“中國走向世界第一人”。而海上絲綢之路或許還早于陸上通道，這從張騫在天竺發現中國蜀地特產可見一斑，而近年來在廣州發掘的2000多年前的南越王墓中，發現5支非洲象牙，證明在公元前二世紀前后廣東沿海就與非洲有貿易往來，近年來還有專家發現，廣袤的太平洋與印度洋上島嶼土著人使用的南島語系與漢藏語系有發生學關系，而南島語系與中國閩南方言有關聯，更考證出操南島語系古人早在公元前二千多年就從中國福建沿海啟航遠行太平洋諸島嶼，上海世博會期間法屬波利尼西亞曾有人企圖劃船到上海“認祖歸宗”，并指出部分南島語詞匯與閩南方言、侗臺語族相似，但船到了福建因資助資金用完而中止，但福建考古人員發展他們駕駛的仿古船與中國苗瑤族古船子母艇驚人相似。另據歷史記載，東方民族航海歷史遠早于西方殖民主義者，早在公元前7世紀就有腓尼基人從紅海啟航繞過整個非洲海岸，歷時兩年到達埃及，遠早于葡萄牙人繞過好望角。明代鄭和1405年到1433年7次下西洋遠航壯舉也早于葡萄牙西班牙殖民主義者。中國與亞歐各國乃至太平洋諸島國應當發揚各自歷史先祖遠航、探索精神，為一帶一路建設添磚加瓦。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建設不僅得到了昔日絲綢之路沿線國家響應，也與部分大國戰略相呼應。2011年7月，美國提出構筑以阿富汗為樞紐，將南亞、中亞與西亞連接起來，以實現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新絲綢之路”計劃。“新絲綢之路”計劃目前尚在探討階段。

2011年7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印度參加第二次美印戰略對話期間第一次明確提出“新絲綢之路”計劃。隨后，該計劃被緊鑼密鼓地擺上國際議事日程。2011年9月聯合國大會期間召開的“‘新絲綢之路’部長會議”、11月的阿富汗問題伊斯坦布爾會議、12月的阿富汗問題波恩會議，以及2012年5月的美國芝加哥北約峰會，其中的一項重要議題就是“新絲綢之路”計劃，可見美國對“新絲綢之路”計劃的重視程度。

部分專家認為美國新絲綢之路計劃企圖之一是主導地區發展進程，保持并強化美國對該地區的影響，弱化俄羅斯和中國的影響。

2000年10月，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國元首簽署了《關于成立歐亞經濟共同體的條約》,2001年5月歐亞經濟共同體正式成立。2009年2月4日，俄羅斯推動“歐亞經濟共同體”建立反危機基金。近來俄羅斯在遠東建設14個跨越式開發區，政府提供在稅收減免、土地、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最優惠的條件。中國總理今年6月25日向普京表示，中方愿同俄方倡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加強對接合作，早日達成貿易投資等制度性安排；按照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原則，著力同俄方在油氣、核能、煤炭、電力等能源領域拓展上中下游一體化合作，開展第三方市場合作。有專家分析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歐亞經濟聯盟，都是歐亞跨地區發展的方式；都以發展經濟、提高民生、內外聯通、互聯互通為主要內容；都包括亞歐中心地帶——中亞和俄羅斯；都有歷史和現實基礎，具有陸權思維；兩者分別是中俄的國家大戰略,有利于促進亞歐合作和南南合作；雙方都受到交通基礎設施、三股勢力的掣肘，兩者可以并存不悖、優勢互補，形成建設性的伙伴關系，從而對接合作，相得益彰。合作可以大于競爭，機遇可以大于挑戰。中俄從宏觀的國際戰略協作，到具體的地區戰略對接，是兩者有望并能夠成功合作的基礎。

新絲綢之路戰略的思想被認為源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中亞高加索研究所的F.斯塔爾(S.FrederikStarr)教授。2005年斯塔爾教授提出了大中亞的思想，這一概念曾流行一時。2007年，由他主編的《新絲綢之路：大中亞的交通和貿易》出版。2009年，美國開辟了經波羅的海、高加索、俄羅斯和中亞通向阿富汗的北方運輸網(NorthernDistributionNetwork)，斯塔爾又提出利用北方運輸網已形成的歐亞交通聯系，使它成為歐亞大陸的經濟橋梁。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的卡欽斯教授(A.Kuchins)等也是這一思想的倡導者。在美國準備從阿富汗撤軍并尋求阿富汗未來安排之時，斯塔爾教授提出了以推動地區聯系帶動地區經濟，以此來發展和鞏固阿富汗經濟。這些思想在斯塔爾發表的《在阿富汗國家建設的迷霧背后：給經濟戰略一個機會》以及他和卡欽斯教授聯合發表的《阿富汗成功的鑰匙：現代絲綢之路戰略》等報告中集中地表達出來。不過，斯塔爾教授和美國政府的新絲綢之路戰略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前者是學術思想，后者是外交政策，兩者不是一回事，不能把它們等量齊觀。斯塔爾教授也強調存在著兩個新絲綢之路的概念：一個是一直在進行的歐亞大陸的交通和能源等的連接過程，另一個是美國的外交政策，它們有許多聯系，在一些方面難以分開，但它們是兩個概念，不能混為一談。中美能否在絲綢之路建設中合作共贏，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此外還有歐盟的“東方伙伴關系”、日本的“絲綢之路外交”、韓國的“歐亞計劃”等，中國應當與各國探討新的多方合作方式。

在現實利益考慮下，阿富汗周邊各國為未來發展博弈，而歷史淵源深厚的中國近代以來從未殖民侵略中亞東南亞各國，且歷來反對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從而獲得了正義、公正與信譽。中國應當努力與其他國家戰略呼應，探尋共同發展方式方法，爭取更多的雙贏與多贏，更快更好地推進一帶一路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