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開出430余萬元單筆環保罰單”、“哈爾濱對一企業開出200萬元環保罰單”、“杭州開出首例按日計罰環保罰單，排污8天罰33.3萬”、“陜西一企業不繳20萬元環保罰單，79天罰金漲至1580萬”……

諸如以上關于環保罰單的相關報道，我們似乎已經逐漸習以為常。2015年以來，全國各地的環保罰單數量和金額驟然上升，“記錄”也屢次被刷新。確立“黑名單”、限產停產、按日連續計罰等對企業環境違法的處罰規則，可謂是新環保法給出的一劑良方妙藥。

日前，據環保部部長陳吉寧介紹，2015年，中國各級環保部門下達行政處罰決定9.7萬余份，罰款42.5億元，比2014年增長了34%;全國移送行政拘留案件2079起，移送涉嫌環境污染犯罪案件1685件，全國各級法院受理環境公益訴訟案件53件。

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關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報告中也介紹到，2015年從嚴懲治污染環境犯罪，審結污染環境、破壞資源等犯罪案件1.9萬件，同比上升18.8%，各級法院審結涉環保民事案件7.8萬件。

2015年開始實施的新環保法在環境執法方面明顯加強了執法力度。一年來，大批的超排、偷排違法企業被查處，讓許多違法企業經營者付出了沉重代價。環保執法之嚴前所未見，而其帶來的威懾力也正在一日日形成。

環境違法長期存在

環境違法現象并不是突然的大量出現，可以說是長期存在的問題。在過去的幾十年間，許多地區通過招商引資，極大地促進了地區發展和經濟繁榮。但是一味追求某一方面的發展，就不可避免地會使其他某個方面出現問題。以前，地方政府對于一些企業的環保執法尺度上比較松，甚至個別地方由于“保護主義”的存在，對環境執法進行干預、阻撓，也增長了環境違法企業的囂張氣焰。

環保部門執法方面，由于國家此前的一些污染物排放標準、監測方案等不夠細致、具體，存在一些不太合理的地方，無疑給環境執法帶來緩沖的余地。環保部門的工作認真抓起來，環境執法嚴一些，環境問題可能就會有一定的好轉;一旦執法手段偏軟，當地的環境問題可能就會變得嚴峻。

另外，“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問題也是許多違法排污企業甘愿冒著被處罰的風險，頂風作案，甚至敢肆無忌憚，公開跟環保部門叫板的因素之一。各地最高環保罰單屢次被刷新，也從側面反映出了過去對一些企業處罰力度不夠，使這些企業偷排現象越來越重，甚至出現了企業“前腳被處罰，后腳接著污染，寧愿交罰單，也不整改”的情況。

環境執法貴在堅持

由于長期存在的環境違法問題，注定環境執法也必是一項長期工作。“當前我們面臨的(環保)形勢仍然非常嚴峻，任務是艱巨的。”近日，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云龍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環保是一項長期工作，因為環境問題積累是長期的，清除也是長期的，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們不可能把所有不達標的汽車一次性全部淘汰，也不可能把所有冒煙的工廠一次性全部關掉。環保的標準是有階段性的，一刀切的做法并不可行。改善環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環境執法也同樣，是一個“反復抓、抓反復”的過程，需要持之以恒，嚴抓環境違法的基本思路不動搖，將各項工作盡快逐步落實，使環保工作越來越有成效。

另外，對于地方的相關部門，在成績面前不能放松工作，在阻礙面前要敢于執法、嚴格執法，既不能自滿，也不能怕得罪人相互推諉，需要長期堅持，讓“環境守法”的意識落地生根。

“罰”不是最終目標

是不是沒有罰單，就證明沒有嚴格執法?自然不是!陳吉寧就強調，環保不是以罰款為目的，之所以嚴格執法，主要目的是讓企業看到守法的重要性。王云龍說，貫徹環保法等一系列法律要嚴，要依法嚴懲違法行為，真正解決違法成本低和執法成本高的問題，讓那些污染環境的人不敢、不想、不能污染。

天價罰單雖然對違法企業起到了一定的震懾作用，但罰款并不是徹底解決污染的好辦法。此前有專家指出，罰款只是一種事后補救，如果執法部門仍然停留在罰款思維定式上，想靠罰款來遏制不良企業的違法行為，不僅可能會產生“選擇性執法”，也很難彌補違法行為對環境造成的傷害。“罰單不在大小，管用才是最好”。

事后罰款不如事前監管，將企業違法的行為消滅在萌芽狀態，避免出現“屢罰屢犯”的現象，切實提高環境評估的門檻，注重執法的常態化，著力提升對企業排污的動態監管水平等工作，想必會比單純的罰款對環境保護更有裨益。

對于環境違法，“罰”不是最終目標。什么時候再也找不到環境違法事件了，環保部門再也不用開罰單了，環境徹底好轉了，這才是我們想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