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十三五”規劃提出，要實施主體功能區制度，加快形成人口、經濟和資源環境相協調的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同時，要圍繞構建長江上游生態屏障，全面推進生態省建設，構建形成科技含量高、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方式，倡導勤儉節約、綠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切實解決突出環境問題，持續改善環境質量。而去年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更是將“綠色”作為其中一大發展戰略，“綠色”發展之于四川，意義非同一般。

如何將綠色發展理念貫穿四川工作各個方面？在“綠色”發展中，四川環保還有哪些“短板”要補上？還有哪些“腸梗阻”未打通？哪些手段未用好？

面對各類大大小小不同的“坎”，四川將如何平穩邁過，走向“綠色”？

一道坎：轉變觀念不及時，治理決心不夠大，環保投入杯水車薪

建言〉

幫助轉變觀念重在創新幫扶方式、落實替代生計、引導生活行為

7月26日，致力于生態文明建設研究的四川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鄧玲帶領團隊，啟動了為期3年的“綠色創新經濟發展模式”試驗，擬選擇一個縣（市區），調動地方政府、干部群眾、企業等群體的社會綜合創新能力，探索一套既環境友好又富民強區的經濟發展新模式。

鄧玲認為，綠色發展的本質是發展，但環境是支撐人健康生存和經濟發展的基礎，環境出了問題好比人生病發燒，必須先退燒，同時又要加快轉型發展，清除發燒“病根”。“調研中發現，地方干部對綠色發展理念‘知行不一’現象突出，有的口頭說綠色發展，行動仍是GDP至上。”她認為，當前經濟下行情況下，該省不少干部只看到環保對發展的管控、約束作用，沒看到其對經濟發展的凈化、協調和提升作用，缺乏創新思維去實現環保與發展的協同推進。

“我省與發達國家的環境質量差距長達四五十年。”省環保廳廳長姜曉亭以成都舉例說，2015年人均GDP基本達到美國1975年水平，但PM2.5濃度（63微克/立方米）比1975年的美國（44微克/立方米）高出許多。“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環保沒跟上，投入少是關鍵。”

“十二五”四川環保投入多少？省環科院有關專家介紹，2010年至2015年，全省各級財政加中央轉移支付給環保部門的資金共約190億元，其中直接用于污染治理的僅50多億元。“這些資金對我省污染治理是杯水車薪，四川僅水污染治理就需投入2000億元。”

四川有沒有能力增加環保投入？有關專家分析，2015年該省GDP已突破3萬億元，財政支出近6000億元。“四川財政已有能力加大環保投入，通過調整支出結構、社會資本參與和金融資本支持，可以解決環保投入問題，關鍵是治理決心。”

四川環保該投入多少？姜曉亭說，國際公認的環保與發展的資金平衡點是環保投入達到GDP的2%。過去五年四川190億元的環保投入平均每年30多億元，僅占GDP的0.1％左右，這個比例至少應提高到1%，也就是每年300億元左右，環境保護才有物質基礎。姜曉亭說：“這些投入還可帶動環保產業，增加經濟總量。社會公眾也要轉變觀念，污水處理費等也是環保投入的一部分。”

如何增強干部群眾的環保觀念？省環保產業協會副會長、原省環保廳副巡視員邵志軍認為，幫助干部轉變觀念，關鍵要為基層找資源、想辦法，提供替代生計，落實到具體的幫扶項目、生活方式的引導上。“在環境問題突出的地區，要建立環保幫扶機制。”

這方面，寶興縣已作出有益嘗試。過去當地群眾砍伐天然林增收或用作柴火，破壞野生動植物棲息地。在全球環境基金（GEF）項目協助下，寶興縣政府2012年建立“寶興縣綜合生態系統管理委員會”，幫助群眾尋找替代生計，推廣種植核桃、枇杷等經濟作物發展生態農業，有效制止了亂砍樹現象，增強了群眾的環保觀念。“寶興縣創新環保幫扶模式，讓群眾得實惠的實踐，賦予了當地綠色發展的持續動力。”鄧玲認為，生態文明建設中，必須把綠色發展和創新驅動緊密結合，讓創新為綠色發展提供持久的核心動力。她建議，在全社會開展“綠色人生發展規劃”活動，將生態文明建設理念和要求，內化為全體人民的具體行動，并作為重大民生工程來推進。

二道坎：環保制度未全部落實逗硬，社會監督機制未充分建立

建言〉

對縣（市區）落實區域限批，PPP項目建立第三方評估和社會參與機制

“十二五”以來，該省完善各項環保制度，并通過多種行政、法律、經濟手段，促進環保主體責任的落實。

邵志軍認為，該省環保制度的制定逐漸趨于健全，經濟扣繳制度落實較好，但需進一步逗硬追責和懲罰制度。該省多次強調“完不成環境改善目標任務、問題突出、整改不到位的地區，將實施區域限批”。每年都有個別市（州）完不成目標任務，但至今未有區域限批的案例。

區域限批，是某個區域環境污染嚴重，環保部門在某個時期內對該區域不予批復建設項目的懲罰性措施。省環保廳副廳長李岳東認為，對市（州）全域不批項目的經濟影響較大，但對于未批先建等嚴重違反環評法的行為、連續幾年未完成環境改善目標任務的縣（市區），應執行環評限批，整改到位的可及時解除限批。

同時，環保相關制度涉及環保、林業、住建、水利等多部門，有的相互重疊甚至相互矛盾，難以落實。邵志軍建議，上一級黨委政府對因“部門打架”難落實的環保制度進行梳理，協調平衡各方利益，讓制度銜接順暢、配套合理、落實到位。

新環保法實施后，該省各級環保部門明顯加大執法力度，但個別市（州）執法仍舊偏軟。據省環保廳統計，今年1-6月成都、綿陽、廣安的市本級行政處罰案件數量較多，宜賓、涼山僅1件，南充、雅安為零。

彌補環境“短板”，還需完善社會監督制度。該省正掀起社會資本參與環境治理的PPP項目高潮。對此，省環保產業協會會長、原省環保廳副廳長謝天擔憂：“當前打著央企、國企名義以PPP模式‘跑馬圈地’拿大項目的情況，在全國公共事業領域不時出現，一些地方只注重企業牌子響亮、資金雄厚，對于是否有足夠技術和人才缺乏詳細調研，有的簽訂長達數十年的協議，而對治理效果又缺乏有效監督手段。若數年達不到治理效果，損失將由全社會買單。”

謝天說，更需警惕一些合作方涌進成本較低、治理難度不大的城市污染治理項目，不啃農村污染治理“硬骨頭”，給政府留下“爛攤子”。“地方政府應因地制宜選擇PPP項目合作對象，央企、國企、民企都可考慮，重在科學論證。”

如何建立PPP項目社會監督機制？省環科學會副秘書長胡穎銘提出，當地政府應聘請第三方機構全程評估，前期評估擬合作方的資金、技術、人才、治理案例、環境信用等，評估結果向社會公布并交當地人大討論，還可召開聽證會讓公眾參與決策過程；合作期間，針對約定的每個階段性目標跟蹤評估治理績效。“公共參與、科學決策，也減輕了決策者個人被追責的風險。”

三道坎：污染防治三大戰役手段不充分，社會資本參與的市場機制不完善

建言〉

明確城市空氣達標年限，節水與治水并重，設立環保基金集中用好環保投入

目前，該省已將實施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戰役”作為“十三五”環保工作中心任務。三大污染防治戰役怎么打？李岳東認為，應適時改變戰役組織模式，增加防治手段，完善市場機制，尤其水污染治理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過去環保投入分散在環保、發改委、經信委、水利等多部門，‘撒花椒面’治水有一些成效，但急需盡快改善重點流域水環境質量，最好是各流域從上游到下游逐級整治，治理一個就治好一個，這需要集中資金力量。”李岳東建議，推行按流域整治模式，由省、市（州）政府掛牌整治；整合各部門流域治理資金及社會資金，調動企業和城鄉居民積極性，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爭取五年消滅五類和劣五類水質。

如何集中各項環保投入？謝天建議，設立環保基金，成立投資公司運作具體項目，采取第三方治理等模式，解決重大污染難題。

針對跨區域流域治理，李岳東認為，建立具有權威的綜合協調機構至關重要，跨市（州）流域由省上協調建立，跨縣市區流域由市（州）建立。

2009年南充市治理西充河流域效果不佳，之后成立西充河治理辦，西充縣成立相關工作領導小組，協調縣區及相關部門共同治理，2015年第一階段治理目標完成，實現水清岸綠。

省環科院水環境研究所所長田慶華指出，治水應與節水和提高排放標準相結合。農業漫灌方式浪費水資源突出，他建議農業部門加大滴灌、噴灌推廣力度。“四川工業取水程序少、價格低，應提高用水價格促進企業節水，提高排放標準促進中水回用。”田慶華建議，在岷江和沱江提高工業排放標準，參照北京、廣東等省市標準并結合四川省情，排污大、耗水多的關鍵行業及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提標應明顯高于現行標準，但可以比地表水四類標準略低。“目前我省大氣污染依然偏重。”李岳東說，川西、川南、川東北大氣總體污染程度已超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大氣聯防聯控機制已建立，但責任和任務沒完全落實。該省要求尚未達標的城市空氣質量五年明顯改善、十年總體達標，但具體達標年限沒確定。

李岳東建議，已達標的馬爾康、康定、西昌、攀枝花、廣元5城市要鞏固達標成效，接近達標的巴中、雅安、綿陽爭取兩三年達標，其余城市明確達標年限，自加壓力，盡快達標。

該省已淘汰大量落后產能，有的地方該關的企業關完了，再抓工業治污怎么抓？“大氣治理的手段沒有窮盡，要拓展思路。”李岳東提出，關停企業并非唯一手段，比如電廠可瞄準“超低排放”標準進一步減排。各地還可根據環境容量的季節性差異，實施工業調度生產，在空氣質量不好有可能出現重污染時及時調度，包括實行機動車限行措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