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嚴查嚴打騙補行為，甚至應將罰款額度提高到1∶1的比例，騙多少，罰多少;而且應以欺詐罪名，對企業負責人提起刑事告控。

財政部近日向工信部抄送的《財政部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顯示，蘇州金龍騙取的2015年新能源汽車中央財政補助預撥資金5.19億元將被追回，并將受到對其違規問題金額的50%即2.59億元的罰款，兩項共計約8億元。這一被稱為我國史上最大的“騙補門”終于塵埃落定。

財政部新能源汽車補助，是國家為了履行減少或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承諾，鼓勵企業節能減排、促進新能源技術進步與應用，而采取的一項引導性政策。基于產業與戰略等考量，我國在幾年前就啟動了這一國家補助政策。這項政策的出臺，令致力于新能源技術革新與推廣的主流汽車企業獲益頗多。

然而，一些企業卻借著這個機會亂立名目，大肆騙取國家補助。騙補主要涉及四種情況：有牌無車、有車缺電、標示不符、關聯方及經銷商閑置。蘇州金龍屬于典型的“有牌無車”，即車尚未生產，其牌照已經通過非正常途徑在車管所登記在冊，然后便可以憑借上牌數量申報極其豐厚的補貼。

騙補行為不僅使政策目標落空，使寶貴而有限的財政資源白白浪費，給國家帶來沉重的損失，而且騙補行為助長行業歪風邪氣，使我們好不容易奮斗出來的優勢產業前途蒙上陰影。因此，必須嚴查嚴打騙補行為，甚至應將罰款額度提高到1∶1的比例，騙多少，罰多少;而且應以欺詐罪名，對企業負責人提起刑事告控。

除了嚴打騙補之外，還要建立一個嚴防騙補的機制。首先，減少誘因，控制補助額不得追平或超過成本。經驗與理論表明，補助與成本達到1∶1比例時，騙補的現象就會大增，原因是騙補的機會成本幾乎為零之時，騙補的收益遠遠超過了生產成本，胡亂生產或虛假生產都可以大賺。因此，補助額應進行動態控制，對已經落實為先鋒企業的，補助幅度可調高;而那些尚未能證明或完全能證明的企業，補助幅度應控制在鼓勵性水平上。也就是說，補助發放政策，應從普惠制改為選優制，或者將以企業為本位的補助，改用以消費者為末端的補助制度。

嚴防騙補的另一項措施就是加強監督。但是經驗表明，對企業的生產性監督，難于對企業的行政性監督，而政府擅長的領域往往是行政性監督。因此，應積極引入“深喉”制度，對企業內部人的“吹哨”行為予以查處金額一定比例的獎勵，即對檢舉人實行利益分成。從歐美國家的經驗來看，由于建立起完善的檢舉人分成制度，令企業生產部門里的人都可以扮演“監督者”的角色，從而減少了監管成本，提高了監督效果。若騙補行為處于隨時被檢舉的可能，相關企業負責人在騙補行為實施前肯定會三思而后行。 (和靜鈞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