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前四個月，中國三大石油央企的油氣產品銷量、價格和利潤均出現大幅下挫，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凈利潤同比上年同期由正轉負，降至新的歷史低點。原因不言自明，受國際油價暴跌和新冠疫情的“兩面夾擊”，量價齊跌。石油央企剛剛脫離上一輪2014年至2016年的低油價 “苦海”，又忙不迭跳入新一輪烈度更猛的“嚴冬”，“至暗時刻”似已來臨。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其實不僅僅是中國的石油央企，全球各國的國家石油公司、各國際石油公司都面臨著相似的困境。但相比較而言，國家石油公司由于在體制機制上缺乏靈活性、應對困境的辦法單一和面臨的掣肘較多等因素，遭遇的挑戰更為嚴峻。

提起國家石油公司，人們談論的不僅是中國的三大石油央企(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還有全球各主要產油國(出口國)的國家石油公司，如大名鼎鼎的沙特阿美(Saudi Aramco)、委內瑞拉國油(PDVSA)、伊朗國油(NIOC)、俄羅斯石油(Rosneft)和俄羅斯天然氣(Gazprom)等，它們和中國的“三桶油”一樣，均是“全球財富500強”和“全球前50家大石油公司”榜單上的佼佼者，規模實力堪稱“世界級”;當然，還有一些早已跨越國家的概念、在跨國經營方面做得絲毫不差的所謂“國際化的國家石油公司”，如馬來西亞國油(Petronas)、巴西國油(Petrobras)和挪威國油(Equinor)等。也就是說，就業務范圍和經營地域而言，國家石油公司與國際石油公司已沒什么兩樣，有的比國際石油公司還國際。國家石油公司的界定更多是法律和公司治理意義上的，主要指那些由產油國政府控股、體現本國政府意志、并接受政府監督的石油企業。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全球大大小小的國家石油公司總計超過70家，而生產石油(天然氣)的國家不過40個左右，這說明，除了大部分國家采用“單一國家石油公司”外，有一些國家采用多個國家石油公司的形式，比如中國和俄羅斯。

由于石油的大宗商品性質，再加上它是戰略性物資，幾乎每一個國家石油公司均是本國的龍頭企業。因此，這70多家國家石油公司，就其規模實力而言，無論在全球石油界還是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均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國家石油公司曾經輝煌過，也曾經黯淡過;曾經再次輝煌，如今再次黯淡。在全球愈加重視氣候變化、能源轉型加速、石油市場持續低迷的當下，國家石油公司會有下一輪的輝煌嗎?

本文及后續幾篇微文，清泉將圍繞“國家石油公司”這個群體，談談它們的源起，它們的輝煌，它們的挑戰，以及它們的未來。

國家石油公司的源起

國際石油界一般用“NOC”(National Oil Company)來代表國家石油公司，這是與“IOC”(國際石油公司，International Oil Company)相對應的。世人眼中的IOC一般指那些私營的歐美大石油公司，也即那些響當當的世界石油巨頭。我們知道，IOC前有“石油七姊妹”，即新澤西標準石油公司(后來的埃克森公司)、紐約標準石油公司(后來的美孚石油)、加州標準石油公司(后來的雪佛龍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即德克薩斯石油公司)、海灣石油公司(Gulf Oil)、殼牌石油和BP石油;后有“世界五巨頭”，即現在的埃克森、殼牌、BP、雪佛龍和道達爾公司。實際上，NOC的源起，離不開與IOC的“糾纏”。一部NOC發展史，就是一部與IOC的斗爭史。

歷史已經證明，這個世界先有IOC，后有NOC。由于IOC的私人屬性，天生注定其靈活性和逐利性，再加上在資本、技術和管理上一直處于壟斷地位，這導致自19世紀中葉現代石油工業開啟直至上世紀80年代的這130年左右的大部分時間里，IOC一直在全球各產油國處于“強勢”地位。它們通過與政府簽訂排他性的“特許經營”合同，在產油國找油、采油、輸油、煉油和賣油，實現一條龍全產業鏈、封閉式經營，產油國基本上是“旁觀者”，除了獲得一些“地租”(礦費，loyalty)和稅收，沒有辦法也沒有能力干預IOC們的投資和經營活動。產油國政府對此恨得牙癢癢。

后來，一些產油國政府就琢磨，我何不也組建一個團隊、成立一家石油公司，代表自己參與IOC們的運營，這樣既可以學習IOC的技術和經驗，又可以變相干預和監督IOC的行為，還可以名正言順參與利潤和紅利分配，可謂“一石三鳥”。這就是全球絕大多數國家石油公司的由來。比如，殼牌上世紀七十年代在尼日利亞的石油投資和開發，導致了尼日利亞國家石油公司(NNPC)的誕生，類似的還有安哥拉、加蓬、蘇丹等國的國家石油公司。順便說一句，這些國家石油公司往往是以入股方式參與IOC在本國的經營，而且，通常是“干股”，一般在10%左右。當然，也有一些國家石油公司是實質性參與運營，謀求與外國投資者的聯合經營或對等管理，比如哈薩克斯坦國家石油公司(KMG)，以及我國1978年成立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CNOOC)等，就是如此。我國海洋石油工業實際上是1978年國家啟動改革開放時率先開放和引進外資的領域。為做好與外國投資者的合作，國家特地將彼時石油工業部項下的“海洋石油局”單獨拿出來，成立了CNOOC。

還有一些產油國的做法比較極端，常常對IOC在本國的油田資產“一鍋端”。產油國作為主權國家，主權至上，常常以國家力量來對抗IOC，其“不二法門”就是借助國際政治態勢變化或本國政局變化，宣布對IOC在本國的資產進行“國有化”，而這時候常常是“民族主義”者的盛宴。產油國政府在接管IOC的油田資產后，通常組建或指定一個石油公司來開發和運營這些資產，于是，又一批國家石油公司誕生了。上世紀20年代就存在的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前身(真正成立是1975年)、1938年成立的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PEMEX)，以及1951年代出現的伊朗國家石油公司(NIOC)，基本都是拉美和中東地區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趕走“強盜般外國投資者”時誕生的。

這里可以點幾個重量級NOC的誕生記：

——1938年3月18日，墨西哥政府提出了石油國有化，將英、美、荷等國家在墨西哥的17家石油公司全部收歸國有，并成立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PEMEX)，負責管理已收歸國有的石油資產。

——1951年3月14日，在首相默罕默德·摩薩臺的推動下，伊朗議會通過“石油國有化法案”，宣布對石油資源實行國有化，取消BP石油公司在伊朗石油領域的特許權。同年，伊朗國家石油公司(NOIC)成立。

——1975年8月29日，委內瑞拉總統簽署石油國有化法令，明確規定國家從1976年1月1日期全面控制國內石油工業，將國內大多有IOC控制的38家石油公司通過賠償收歸國有，并授權同期成立的PDVSA統一管理。

說到這里，有一家國家石油公司誕生得很特別，它是經過與IOC友好協商，通過逐步購買IOC手中股份，從而達到最后控股，并讓IOC體面地讓出控制權。這就是全球最大國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的故事。從1972年到1980年，沙特政府通過友好協商和談判，分三次對美國四家IOC(雪佛龍、德士古、埃克森、美孚)在沙特的經營實體——阿美石油(Aramco)的股份，按照“資產賬面價值”進行了“爬行式”贖買，并最終實現了100%控股。1988年，阿美公司成功轉型為沙特阿美，第一任總裁就是我們熟悉的“石油界老炮兒”——阿里·納伊米。當然，沙特阿美誕生的故事也許不可復制，其背后實際上是美國和沙特的盟友關系作支撐。

另外，還有一類國家石油公司，它們的誕生是本國石油工業改革的結果，中國、俄羅斯和印度的國家石油公司均屬于此類。比如印度石油天然氣公司(ONGC)，其前身是印度石油與天然氣委員會，1994年重組為有限責任公司。成立近30年來，ONGC的國際化經營和公司治理成績斐然，曾獲得過印度多項管理大獎。再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CNPC)，是通過燃料工業部、石油工業部(1.0)、石油化學工業部、石油工業部(2.0)以及具有政府職能的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這樣一步一步演化而來的。又如，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該公司系在蘇聯解體后的私有化過程中對那些私人寡頭瞧不上的油田資產重新整合而成，后來在普京總統的支持下，通過強行收買尤科斯(Yukos)——曾經的俄羅斯第一大私有石油公司的核心資產，不斷壯大而來。

所以，當我們談國家石油公司的源起，離不開其背后強大的支撐力量——產油國。全球絕大多數國家石油公司屬于產油國，特別是發展中的產油國，對本國石油工業實行國家獨資或國有控股經營。歐洲地區少數發達國家，也保留有國家石油公司，比如上面提到的挪威國油，還有意大利國油(ENI)。當然，無論是Equinor，還是ENI，它們的公司治理、組織架構和運營模式與IOC已沒什么區別。

國家石油公司的源起意味著，百年來石油“七姊妹”或“五巨頭”等IOC試圖控制和壟斷全球石油市場時，遇到了產油國(資源國)的強烈抗爭。一輪又一輪民族自治、政治覺醒，風起云涌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往往伴隨著油氣資源和資產的國有化，也意味著一批又一批國家石油公司的誕生。當然，近40年，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IOC和NOC從你死我活的斗爭關系逐步轉變為“伙伴關系”(Partnership)。而且，IOC們往往都是“百年老店”，并因其超強的實力和優秀的經營業績，常常被NOC們奉為“神明”，經常被當作對標和模仿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