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環保局日前通報了今年七八月間京冀兩地在大清河、白洋淀流域開展水環境專項執法的情況。通報稱，執法行動共檢查固定污染源3669家，查處環境違法行為364起，約占檢查總數的10%。雷霆行動收效顯著，固然令各界拍手稱快，但也應該看到，目前已查處的違法行為依然居高不下。京津冀三地環保部門自2015年就建立了聯防聯動工作機制，并已實施十余次聯合執法。經歷如此密集的檢查、處罰與整改，依然出現屢禁不止的情況，背后原因值得管理者反思。

就在中央三令五申嚴查生態問題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下，還有不少企業頂風作案。究其原因，主要是環境違法成本仍然過低。雖然我國環保部門數百萬元的罰單紛紛給出，并輔以追責問罪，但相比其他環保監管體系更完善的國家，處罰力度仍是“和風細雨”。

比如，中央環境保護督察“回頭看”反饋工作日前完成。其中發布的遼寧省整改情況中，一項任務里提到，大連長興島經濟區管委會為建設恒力石化3個項目存在毀林問題。而整改情況顯示，相關單位只是積極補辦用林手續，開展了林地恢復工作。大連市約談了8名相關責任人，但最終處理結果并未對社會公布。

反觀國外，美國政府早已認識到，小打小鬧的罰款對環境犯罪行為并沒有威懾作用，要推動環保就需要更嚴厲的懲罰。這不僅促成了1981年美國環保局（EPA）環境執法辦公室和1982年司法部環境犯罪科的成立，相關部門還傳遞出了法律規定必須遵守的信息。

2004年，杜邦公司因瞞報可能使用了致癌材料，拿到了EPA近3億美元的罰單。而這僅僅是一張“程序罰單”，處罰的只是該公司未向EPA匯報相關信息的程序性規定。制造的廚具是否有毒尚無結論，因此未開出實體罰單。在“深水地平線事故”中， 美國向英國石油公司罰款45億美元。德國大眾因在美50萬輛汽車尾氣排放不達標而違反《清潔空氣法》，最高單輛車的罰款額是3.75萬美元。這意味著大眾面臨最高180億美元的罰款。

而我國環境行政處罰主要基于《環境保護法》和《環境行政處罰辦法》，具體處罰數額又依照其他管理條例。例如，企業污染防治設施未經驗收就投入生產，違反了《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可處10萬元以下罰款。“溫和”的懲罰無疑讓一些污染企業“底氣十足”。同時，新環保法雖然提出了按日計罰，從經濟手段上打擊和震懾企業違法排污問題，但具體實施仍有待推進。

借鑒國外經驗，筆者建議，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律應當繼續細化，并加強可操作性。一直以來，我國環保法律更偏重原則規定。例如，我國新《大氣污染防治法》共8章129條，增加了重污染天氣的預警和應對等內容，提高了處罰力度。相比之下，美國的《清潔空氣法》共500多章節，對大氣污染防治的措施規定得十分詳盡，在各領域對控制目標、時限、保證措施等都有明確規定。只有立法明確、懲處得力，再配合不斷加大的環保執法力度，環保工作才能起到實效。

當然，我國還應積極發展循環經濟、建立循環型社會，在嘗試使用排污費、使用費、排污權交易等市場手段的同時，擴大公眾參與，倡導企業與公眾自覺行動保護環境，多管齊下，真正打造綠水青山。

《中國科學報》 (2018-11-08 第1版 要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