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用CFTC數據、傳統微觀經濟學和地緣政治理論研究國際石油市場，將無法看清帶有“濃妝”的國際石油市場、油價傳導機制和資產配置時的風險敞口。

筆者在《掀開國際油價異常波動的“蓋頭”》（載于《中國石油報》8月13日第二版）一文中指出，在2003年美英對伊戰爭后，美國除了要給中東產油盟國一個所謂的“安全”環境外，更需要用高油價給在戰時出錢、出力、出軍事基地的產油盟國一個高油價實惠的回報，同時解決戰時美聯儲大量超發的美元能在石油市場上沉淀的問題。為了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美聯儲技術性地允許花旗銀行的Phibro部門交易石油實物商品，從此確認了美國金融集團擁有在國際石油市場上“施展拳腳”的合法性。

在此背景下，僅以中航油（新加坡）倒閉事件為例就不難發現，該公司從2003年第四季度開始在場外市場（OTC）建倉，賣出看漲期權，這恰好成為國際金融財團實現上述戰略目標、在場內市場做多油價配置避險資產時的對手盤。在中航油（新加坡）發生虧損后，又在高盛的勸說下，不僅錯誤地進行了原有持倉的展期操作，還不斷增加新的賣出看漲期權持倉。直到日本三井能源風險管理公司（簡稱三井）、高盛、英國巴克萊銀行、倫敦標準銀行、新加坡發展銀行和澳大利亞麥戈利銀行等國際金融財團發起對該公司的“獵殺”時，其總持倉量已從200萬桶增至5200萬桶，是全球日消費量的65%。

從資產配置看，若三井等財團再與另外一家公司簽訂了與中航油（新加坡）相反的合同，則不僅風險敞口可由這兩家公司自行封閉，而且在簽訂這兩份不同合同時，只要掌握了定價權，使權利費少支多收即可實現盈利。但問題是，沒找到第三家對賭的公司。所以，財團們的風險敞口只有到場內進行封堵。于是，他們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將資金投向場內市場并推高油價，使在OTC買進的看漲期權由實虧變成實盈。因此，OTC的價格就會傳導到場內。

更何況在《撩開國際油價異常波動的“面紗”》（載于《中國石油報》8月27日第二版）一文中已經介紹過，美國許多國際著名的金融財團們都擁有石油實物頭寸，在實現美國政府的戰略意圖時，也需要自身實物石油現貨資產的保值和升值。所以，用石油金融工具推升國際油價的選項就成為金融財團共同的訴求與默契。

從場內交易看，即使三井等金融財團在做多原油時需要融資、交易等成本的支出，但只要國際油價能夠上漲并超過其盈虧平衡點，在OTC簽訂的對賭盤毛利就完全可對沖掉成本的支出，甚至是獲得凈盈利。同時，這種交易也為場內做空避險套利者（如已有實物原油的倉儲企業保值）提供了對手交易盤。至此，也就將OTC所追求盈利的目標通過場內交易完美地變現。這僅是用現代石油金融工具實現資產配置的一種策略，也是價格傳導的一種方式。

從美國國內成品油消費市場看，芝加哥交易所集團（CME）為交易者們提供有大量各類型石油金融交易工具，可以通過眾多產品的裂解價格差（Crack Spread）交易工具來鎖定國內成品油價格的上漲，使原油價格的漲跌與美國百姓和軍方使用成品油的成本支出脫鉤，進而美國政府根本不擔心WTI原油價格的上漲，且又構成了另一種資產配置策略。

從成交量看，類似中航油（新加坡）與三井等財團在OTC簽訂的對賭交易盤不受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監管，更不在其統計范疇之內。因此，國際各類型石油市場的交易總量早已遠遠超過石油實物商品的交易總量，而對價格的影響也同樣在其資產配置中傳導到了場內市場上。

從交易者類型看，高盛、花旗、摩根士丹利等金融財團由于有油氣實物商品交易，所以，至今都以套期保值者的身份向CFTC申報交易數據，致使基金投資者、投機者，或是互換交易者的持倉變化都不能有效地反映出上述金融財團的實際交易情況和對油價的影響程度。而許多分析人士還在用CFTC發布的交易數據研究油價和市場。

所以，當我們樂此不疲地用CFTC數據建立油價預測模型，當我們孜孜不倦地用微觀經濟學的供需理論去解釋油價波動，當我們堅定不移地用場內市場的信息或地緣政治理論去佐證國際油價變動時，國際石油市場早已是全球化宏觀層面的一員。若不用宏觀層面的參數去研究國際石油市場，我們就不可能領悟石油市場的精髓，就會不斷有中航油等公司去赴湯蹈火，就還會繼續當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格里高利·曼昆所稱的“鸚鵡經濟學家”（即一只鸚鵡只要學會說供給與需求，就可以成為一個經濟學家）。

因此，用CFTC數據、傳統微觀經濟學和地緣政治理論是無法洗去國際油價異常波動“濃妝”的。（作者：馮躍威，為財經專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