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石油生產與消費的不均衡分布，自現代石油工業誕生以來，石油公司的跨國經營就成為行業慣例，IOC（國際石油公司）們在世界各地作業是與生俱來的商業行為。但隨著近年來以NOC（國家石油公司）為代表的中國石油企業拓展海外業務步伐加快，常常會有人問：中國石油企業為什么要“走出去”呢？“走出去”能給中國石油行業帶來什么？又會對世界石油行業產生哪些影響？

一、兩種解讀

對中國石油企業為什么要“走出去”，一直有兩種不同的解讀視角。

一種視角是從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的角度來解讀。最常見的說法是，中國石油企業“走出去”是為了滿足國內日益增長的能源消費需求，“走出去”獲取資源增強了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的能力?？梢?，這是一種政治經濟話語，通常與能源需求上漲和“對外依存度”結合起來談，其分析框架是地緣政治學，內在邏輯是“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核心假設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關注點是對抗與對峙，理論基礎是以“石油峰值論”為代表的資源耗竭理論。

另一種視角是從行業規律和公司發展、股東價值角度來解讀。常見的說法是，中國石油企業“走出去”本質上是遵循國際石油行業發展的一般規律，是順應經濟全球化浪潮的內在需要，也是滿足國際資本市場要求的重要途徑。這顯然是一種商業話語，常常與行業特點、經濟全球化、公司自身發展需求以及全球油氣供需平衡等聯系起來談，其內在邏輯是平等協商、合作共贏的“正和博弈”，核心假設是IOC與NOC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注點是全球油氣的供需穩定和價格安全，理論基礎是全球化思潮和“地球村”理論。

追溯中國石油企業“走出去”的歷程，最早始于上世紀90年代初。關于其起源和經過，同樣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是說，1993年中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由此中國石油企業邁出了海外發展的步伐，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帶來的能源消費上升，中國石油企業進一步加大了海外并購力度。另一種說法是，上世紀90年代初，丹尼爾•耶金的《石油大博弈》一書在國內引起了廣泛關注，引發了決策者和行業人士對石油工業全球化的思考，中國石油工業“走出去”同時發軔，世紀之交幾家公司先后上市接受了資本市場的洗禮，出于公司自身發展需要和滿足資本市場的要求，石油企業拓展海外業務的力度不斷加大，近年來由于全球石油行業進行資產調整和資源再配置時期，為中國石油企業“走出去”提供了更多機會。

這兩種說法脈絡都非常清晰，各成體系，于是人們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時候會聽到對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解釋，兩種話語常常來回切換。如果對這兩種說法細加分析，顯然其背后的理念基礎、運作機制是完全不同的。要充分理解中國石油企業“走出去”究竟政治色彩還是商業色彩更多一些，必須了解中國石油企業“走出去”的決策鏈條。

考察中國石油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的絕大多數經營行為，不難發現，這些都是企業出于自身發展需求、遵循經濟運行規律、以商業價值為衡量標準而開展的，從選擇目標、商務談判、做出決策到實施并購及其并購后的整合運營，都是企業自主進行的，因此企業也必須對自己的并購決策和經營績效負全責，在這個過程中，企業始終是自主經營的主體。當然不能否認的是，“走出去”離不開國家大的戰略引導，為促成并購的成功，政府可能會提供一些支持與斡旋，在開展海外業務時，國家也會給予必要的政策指導和安全保護。但這一切，不論是對比不同國家、不同行業還是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中國石油企業“走出去”都并沒有多少特別之處。

二、正見與誤區

從這個角度來看，再聯系石油行業以及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要找到中國石油企業“走出去”的動因，答案應該從以下這些方面去尋找。第一，國際石油行業規律使然。油氣資源和消費市場在全球地域的分布不均衡，內在決定了國際油氣行業必須打破區域市場的局限，利用市場化手段，實現資源的全球配置。而跨國公司是石油行業國際化的重要載體。第二，經濟全球化的影響。石油行業的資源、市場、人才等要素都在全球配置和流動，是最能感知和體現經濟全球化趨勢的行業之一。由于具有高風險、高投入、高技術等特點，國際石油行業競爭非常激烈，國際化公司一個非常突出的共同特征就是，在全球市場中布局自己的產業空間，依托全球資源謀劃自己的發展未來。中國石油企業作為國際競爭的后來者，必然要深度參與國際競爭，緊密跟隨全球化發展，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謀求生存和發展。第三，資本市場的內在要求。作為公眾能源公司，中國石油企業要向公眾股東負責，為股東提供可持續的經濟回報，這就要求企業通過“走出去”，加快對國際同行新理念、新技術、新知識的學習，不斷提升國際化經營能力和國際競爭力，持續為股東創造價值。

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石油企業在國內與在國內的定位、功能和經營理念并不完全一致，但往往被混為一談。石油企業在國內必須發揮好能源保障作用，這是作為國家石油公司應盡的使命，也是占用國家資源應該付出的對等責任。但是一旦走出國門，就是完全的商業行為，遵循的是“在商言商”的商業標尺。但與別的行業如計算機、互聯網等“走出去”不同的是，石油是一種強需求的、具有政治/金融/物理三重屬性的特殊商品，很容易與地緣政治甚至資源戰爭這樣的驚悚命題聯系起來看待，尤其是經歷了上世紀兩次石油危機和“海灣戰爭”等事件之后，加上各種帶有陰謀論調的暢銷讀物的蠱惑，人們對此的聯想總是格外豐富。

近年來，中國能源消費不斷增長的事實引起了廣泛關注，國外媒體往往加以渲染，甚至所謂“中國威脅論”之類的論調一度甚囂塵上。國內的媒體和公眾也喜歡帶著驕傲的口吻，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來談論中國石油企業的“走出去”，并沒有看到這是中國公司實力增長和石油工業日益成熟的外溢效應，沒有看到“走出去”背后的規律和機理，一味強調國家的力量，殊不知這恰恰落入了西方構造的“中國威脅論”的口實。石油企業或許是一種保障國家安全的使命感和榮譽感使然，又或許是因此多了一道“護身符”，對此并不愿辯解，或不便辯解。

兩種理念的直接遭遇集中體現在重大海外并購時，一些本來正常的商業行為，有時被中國石油企業的競爭對手和別有用心的外國政客借題發揮，涂抹上濃重的政治色彩。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2005年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對美國優尼科公司發起的收購，由于競爭對手利用政治手段加以干擾，導致收購行為功敗垂成。在那之后，美國能源界的很多人士對此都進行了反思，認為那種采用不恰當的政治手法干預正常商業行為的做法應該引起警惕，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的行業人士和企業家們，也對把握商業話語與政治話語的邊界有了更理性的思考與更清醒的認識。

三、公平的悖論

很多人隨著而來的問題是：國有石油公司“走出去”并不完全是為了保障國家能源安全，卻得到了政府的各種優惠和支持，這到底公不公平？這顯然又是一個偽命題。

首先，這一事實是否成立？從上世紀90年代國家提出加快“走出去”步伐、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種市場以來，在大政方針上，政府對企業“走出去”無疑是支持的，在各種文件中也多見要支持企業“走出去”的表述，但具體分析起來，石油企業在“走出去”時得到的支持主要體現在融資額度和略低的融資成本方面。但這種優惠是銀行出于商業利益的考慮，而不是政府的行政指令，也并不會因為“走出去”而增加額外的優惠條件。

其次，談論是否公平需要參照和對比。從國內來說，石油企業并沒有比其他不同行業、不同所有制的企業“走出去”享受更多的優惠，很簡單的一個事實是，政府在處理“反傾銷”上花費的精力遠遠要大于石油事務。從國際比較來說，中國石油企業作為消費國的國家石油公司，不僅不具備生產國國家石油公司的資源優勢，也不曾享受到IOC們曾經得到過的國家優惠條件。比如1948年美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后，美國國內曾引起普遍擔心，美國政府制定了“兩個半球石油自給”的全球石油政策，將中東作為發展戰略重點，?？松⒚梨?、雪佛龍等大企業在沙特等國廣泛參股。為鼓勵石油企業向外發展，美國國會甚至通過一項財政抵扣政策，即石油公司向東道國繳納的特許開采稅金可用來抵扣應向政府繳納的稅收。近年來美國等國家對其重要石油公司的重大事務加以援手的情況也不鮮見。世界各大石油公司在全球平臺競爭，如果孤立地、從單一視角來觀察中國石油企業得到了多大的政府支持，必然容易陷入偏頗。

從另一個消極角度來說，中國石油企業“走出去”由于被賦予了較多的政治色彩，往往成為“中國威脅論”的直接借口，事實上給中國石油企業的正常商業行為帶來很多掣肘。

還有一種說法是，只要油氣的進口權完全放開，就不需要國家石油公司出去找資源了。且不說石油公司發展海外業務并不與拿回油氣完全劃等號，也不說中國企業一窩蜂出去可能導致的“鷸蚌相爭漁翁得利”情形出現，只說政策本身，政府在政策設計時顯然需要考慮更多的因素，比如資質管理上需要避免放開權限導致的無序競爭、各種投機套利行為以及刺激過剩產能增長，一定的準入門檻和監管是必要的，但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推進與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逐步放開各種資質準入也是一個必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