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歷次經濟發展都伴隨能源高速增長，現在要用能源的中低速增長來支持經濟轉型，不管是哪條路徑，都注定是一次“痛苦的轉型”。

今年上半年，中央的兩次重要會議都對能源問題作出了重大戰略研判，這傳遞出一個明確的信號：我國正在加快能源市場化改革。

雖然在經濟下行壓力之下，出現了放緩改革的呼聲，但6月13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的講話，仍將能源消費、供給、技術和體制的改革提高到了“革命”的高度。從“改革”到“變革”再到“革命”，這也是我國首次明確“能源革命”的提法。

而國際上對中國能源消費的關注也日益升溫。近日，《中國科學報》記者在采訪時獲悉，雖然對改革路線圖和時間表存在爭議，但多位業內專家均認同，在內部需求和外部要求的雙重壓力之下，我國能源市場化改革勢在必行。

還原能源商品屬性

在李克強總理近日召開的經濟形勢座談會上，知名企業家董明珠和劉永行都提出，企業不需要政府補貼，需要的是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這樣的發言也引起了能源界的共鳴。

“最近我到新疆哈密考察，那里的風電、太陽能發展勢頭很好，企業積極性很高，但國家下發的建設指標遠遠不夠。為什么沒有指標呢？因為補貼不夠了。”國家能源委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張國寶告訴記者。

據悉，哈密太陽能工業園被分配到60萬千瓦的太陽能裝機容量，平攤到21個業主頭上，每個只有2萬多千瓦。

實際上，可再生能源補貼一直存在爭議。在這種模式下，市場的大小完全取決于補貼的多少，也缺乏鼓勵技術進步的市場競爭。本來為了扶持市場的補貼反而制約了新能源的發展。

在7月28日舉行的第三屆中國能源經濟論壇上，張國寶指出，這種補貼模式不僅不利于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也使得國家的可再生能源補貼難以為繼，“原來一度電補貼8分錢，后來不夠了，去年又加了7厘錢，再這樣下去可能還不夠。補貼還是需要的，但應該有針對性地對癥下藥，探索新的價格和補貼模式”。

而由于能源定價仍然偏重于政府定價，開放煤價而管住電價的不完全市場機制也直接導致了煤電矛盾難以化解。

“我們的改革還沒有完全市場化，能源領域仍然存在不少影響生產力發展的計劃經濟做法。”張國寶指出，推動能源體制革命的要義在于還原能源商品屬性。

一直以來，提出“能源是特殊商品，應該由政府配置資源”的聲音始終比較強勢。直到習近平主席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特別提出讓能源回歸商品屬性，才給能源屬性之爭畫上句號。

“但是，還原能源商品屬性是很重要的挑戰，我們能不能完成好這個任務？”國家能源局油氣司原副司長胡衛平問出了業內大多數人都有的疑問。

界定體制類型

煤電矛盾、氣荒、棄風、棄光、能源價格之爭等問題長期困擾著能源行業，采用行政辦法處理被認為是“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計”。

“這些問題背后都有體制原因，根本解決辦法還是通過市場化的改革。‘標本兼治、重在治本’是能源市場化改革的意義所在。”國務院研究室綜合司副司長范必強調。

歸根結底，體制是改革最大的絆腳石。

一直以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重合的雙重體制被認為是前者向后者的過渡類型。“現在看來，‘雙重’時間太長了。”范必指出，在進行能源體制改革時，一大難點就是能源體制本身難以界定。例如，一般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企業都把追求股東回報放在首位，但是我國的國有電力企業卻往往把擴大規模放在首位，很難定性為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

正如張國寶所言，能源領域仍然存在不少計劃經濟的做法。

體制定型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了改革的復雜性。在范必看來，過去的改革之所以不徹底，就是受到復雜的體制框架和體制類型的限制，跨部門、跨行業、跨地區、跨所有制的改革方案很難推進。

對此，范必建議推行鏈式改革，即從頂層設計全產業鏈改革，提出克服條塊分割的一攬子改革方案。比如解決煤電矛盾不是靠煤電聯動，而是通過電煤并軌、提高鐵路運力、電力體制改革來綜合解決。

此外，范必還建議將國企改革與行業改革相結合；改革政府的審批與監管制度，下放大部分審批權限，放開競爭性業務。

“一個偉大的民族，不一定贏在出發的起點，但一定要贏在變革的拐點。”范必說。

贏在油氣拐點？

那么，能源變革的拐點在哪兒？

原機械工業部副部長陸燕蓀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20年內，煤電仍是主力，我們應該研究清潔煤發電技術。”

這也是中國科技界一種主流觀點。

2014年BP能源統計報告顯示，石油仍然是第一能源，占全球能源消費的32.9％，但其市場份額連續14年下滑。而煤炭消費卻持續增長，2013年占全球一次能源消費的30.1％，其中，中國貢獻了超過一半。

據中海油能源經濟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員陳衛東介紹，在日前舉行的世界石油大會上，一位土耳其教授在演講中表示：由于中國不節制煤炭使用，煤炭的消費占比很有可能在明年超過石油，重登能源皇帝的寶座，而這并非人類之福。

該教授還認為“中國對環境并不那么在乎”，雖然陳衛東當場對此進行了反駁，但他也承認，煤炭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將是我國占主導地位的一次能源。

因此，陳衛東建議將電力作為核心平臺，重新考量頂層設計和能源改革。“越來越多的能源正在通過轉化為電送給消費者，但是現在電價扭曲，如果不理順機制，其他的能源改革都不能解決問題。”

而范必則認為，化石能源尤其是優質的油氣能源會在較長時間內成為主體能源，我國應確立由煤炭時代走向油氣時代的戰略目標。

當然，其他能源形式也有其擁躉。國務院參事徐錠明就對《中國科學報》記者直言：“所謂能源革命，不改變主體地位，怎么能叫革命？”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所長韓文科則強調，我國歷次經濟發展都伴隨能源高速增長，現在要用能源的中低速增長來支持經濟轉型，不管是哪條路徑，都注定是一次“痛苦的轉型”。

“前兩次世界能源轉型，我們都不明所以地過來了，但這次中國被擺在國際舞臺中央，我們已經身不由已。”陳衛東說。

范必：體制是如何阻礙改革的

能源是計劃經濟時期管制最為嚴格的領域。在這一輪體制改革中，能源到底是什么體制？現在來看，在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能源領域很難定性為計劃經濟或市場經濟。

以電力行業為例，電力企業的股權結構往往是多種所有制，電力企業和電網之間是買賣關系，電力建設要經過招投標，這些都是符合市場經濟特征的。但是，電價是國家定的，發電小時數是有關部門分配的，在哪里建、建多少都是由政府審批的，又像計劃經濟。

現在看來，能源領域的很多企業都處于雙重體制之下。其中一種是影子計劃。政府對國有企業進行干預和考核，既沒有下指令性計劃，也沒有下指導性計劃指標，但是這種考核又相當于一個計劃目標。比如電力企業的產品是按照市場經濟進行交易，但是交易的目的卻不是股東權益的最大化，而是滿足上級確定的考核指標。

還有一種是壟斷計劃，比如有些行業改革后轉制為企業了，但是運行機制并沒有真正改革，是市場經濟下的壟斷行業，但又沒有形成有效的監管，比如電網企業改制了，但是不徹底。

最近又出現了一種外生計劃。在經濟指標以外，又增加了對環境、節能、減碳方面的指標要求，這些指標同指令性計劃指標一樣，都是層層分配下達的，對企業行為進行約束。但計劃經濟時還要“幾上幾下”、綜合平衡，現在下達外生計劃指標時完全不跟企業商量。

另外還存在差別政策，即對于產業中不同的企業、不同的產品實施不同的管理方式，而不是公平對待的管理方式。這種差別有時體現在所有制上，有時體現在產業方向和先進性上，有時體現在價格上實行雙軌制。

因此，能源體制是多重體制亞型的復合體。這樣看來，改革必然很復雜，因為我們連它目前的體制類型也沒有完全搞清楚。

對于這種情況，我建議采用全產業鏈市場化改革框架推進能源市場化改革。

以天然氣產業鏈為例，全球天然氣市場供大于求，價格迅速下跌，我國天然氣價格繼續上漲，供不應求。這是為什么？我國天然氣產業的發展選擇了上下游一體化經營體制，在歷史上也曾有過積極作用，但現在卻成為了供求矛盾加劇和價格持續上升的主要原因。從氣源、運輸、銷售這三個環節來看，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是招標獲得開采區塊，而中國是登記獲得，這是一種非常野蠻的制度，只有少數企業擁有進出口權。

除了氣源壟斷，運輸是壟斷的，城市管網也是壟斷的。總之，從打出天然氣到送到用戶家里，經過了無數帶計劃經濟色彩的環節，如果要改革，所有環節都要進行市場化改革。

因此，解決氣荒和石油供求矛盾問題，不是在交易環節解決，而要從區塊招標開始，進行勘探開發、管網獨立、進出口權、流通體制、城市燃氣等全方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