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議定書》2005年生效以來，“碳政治”成為國際政治話語權的要義之一，“碳經濟”成為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國際經濟發展的新寵。

面對新的政治經濟發展主題，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都是新手上陣，這不僅是挑戰，實際上還可以通過因勢利導變為機遇。中國面臨的首要問題不是如何消極應對西方國家主導的“碳政治”，而應當是變被動為主動，在面對人類即將來臨的又一次新技術革命浪潮時，做出自己的政治決斷，形成一整套應對“碳政治”的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及與此相配合的國際話語策略。

經濟增長與碳減排并不必然產生激烈矛盾。第一，隨著技術進步，可再生能源的獲取與使用成本大幅下降，因此可在更廣的范圍內替代化石燃料，從而在保持經濟效益的同時減少碳排放。以太陽能發電為例，其發電成本自2010年已削減50%。低成本導致在過去10年中，太陽能板的全球銷量每隔21個月就會翻倍;銷量每翻倍一次，價格就會降低20%左右。

第二，碳減排能帶來很多“協同效益”，特別是在社會公共領域產生利好，包括降低癌癥、呼吸系統疾病發病率，有效降低醫療成本，最終提升整個社會的生產率。

第三，碳排放本身可以創造經濟價值。《京都議定書》生效以來，碳排放量作為一種可供交易的商品產權逐漸明晰，形成的CDM機制(清潔發展機制)為大規模碳交易提供了可能。以中國碳減排投資為例，若要實現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5.5%的增幅，需要在2010年到2050年實現累計增量投資14.2萬億美元，每年投資額占到當年GDP的7%。這無疑將成為中國經濟的全新增長點。

因此，碳減排不僅與中國經濟增長不矛盾，反而能產生促進作用。減排目標將倒逼我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由能耗型、污染型工業國家向技術型、環境友好型創新國家邁進。

客觀地說，要實現2030年達到碳排放峰值的目標，我國當前面臨著重重困難，轉型的壓力和挑戰前所未有，但實現目標也并非海市蜃樓。

一方面，我國可再生能源產業蒸蒸日上。我國水電裝機總量占全世界的30%以上，風力發電裝機總量占29%，太陽能集熱面積總計占50%以上，光伏發電裝機年新增量已占30%以上。今年2月，紅沿河核電站5號、6號機組獲準開工，我國核電正式重啟。可再生能源產業的巨大潛力和競爭力將成為我國實現目標的直接推動力量。

另一方面，我國加緊推動新型工業化建設，調整產業結構，淘汰落后產能，將碳減排目標作為推動轉型的動力源泉。從更加長遠的戰略眼光來看，“一帶一路”的構想將帶動周邊國家能源項目建設，從而緩解減排帶來的增長壓力。

全球“碳政治”開始不久，對于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國而言，這正是一個在國際談判中成為法律規則和技術標準制定者的機會。能否笑到最后，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