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內蒙古自治區騰格里工業園區(又稱騰格里經濟技術開發區)，晴，東北風3-4級。

《法制日報》記者行走在園區與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連接的迎閆公路上，秋風裹著些許涼意，很是舒服，除了偶爾聞到從遠處飄來的刺鼻味道，你幾乎看不到這個曾經化工企業云集的重鎮所留下來的運行軌跡。

“你知道嗎，網上說園區的那幾家公司被法院處罰了，最高的被判處400萬元罰金，嘖嘖，這夠我做多少年買賣！”平時用手機上網的小王對有關騰格里工業園區的信息格外關注。

8月23日，距園區一百多公里外的阿拉善左旗人民法院，以污染環境罪對阿拉善左旗恒盛化工有限公司、內蒙古新亞化工有限公司、內蒙古渤亞化工有限公司3家企業作出數額不等的罰金判罰，5名相關被告人也因上述相同罪名被判處刑罰及領受罰金。

這3家企業就坐落在騰格里工業園區內。

產值增加背后是“濃煙”

在騰格里工業園區的官方網站中有這樣一組文字介紹：園區位于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東南部，東鄰寧夏青銅峽市、南鄰寧夏中衛市，西靠騰格里大沙漠、北接阿拉善大草原。開發區轄管嘉爾嘎勒賽漢和騰格里額里斯兩個鎮，管委會設在嘉爾嘎勒賽漢鎮(孿井灘)。

騰格里額里斯鎮的區位優勢更加明顯，距迎水橋鐵路編組站15公里、寧夏中衛火車站22公里、中衛香山機場17公里。即將建設的長中線一級公路和規劃建設的烏力吉至中衛鐵路、甘武線溫都爾勒圖烏蘭敖包站至青銅峽大壩站鐵路將從開發區穿境而過，使開發區成為阿拉善盟東進西出、南開北連的重要交通樞紐。

公開資料顯示，園區規劃控制面積為85平方公里，其中建設用地33.7平方公里。在園區發展高峰期，園區引進的企業近40家，“化工集群地”曾經是園區對外宣傳的名片。

園區主要負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描繪園區發展藍圖：“十二五”時期，園區以煤化工、鹽化工為基礎，發展冶金、新型建材和精細化工三大支柱產業。同時，以項目建設為依托，產業發展為動力，基礎設施建設為支撐，生態環境建設為保障，力爭三年內將園區打造成投資和銷售收入超百億元的綠色生態園區、循環經濟園區和自治區西部地區重要的精細化工基地。“十二五”末，力爭兩家企業進入內蒙古自治區百億企業行列，園區完成投資突破300億元，銷售收入突破300億元，稅收突破60億元。

事實上，騰格里工業園區一度離藍圖很近，經濟尚好時的2012年，1至7月，園區實現工業總產值41152萬元，其中規模以上企業累計完成工業總產值32380萬元。

這一派繁榮的表象，在當地牧民哈斯烏拉看來，是“濃煙飄飄，臭氣熏天”的代名詞。他的幾千畝草場中有幾個天然的洼地，過去，牲畜口渴了，會自然匯聚在洼地周邊喝水，現在牲畜根本不會去，只得花幾千元打個深水井抽水供牲畜飲用。

騰格里工業園區污染的嚴重狀況引起了媒體與公眾的關注。

企業從眾心理導致污染

牧民知道污染，無處可說；企業知道污染，明知故犯；園區政府知道污染，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污染對騰格里工業園區來說，如同一個好不了的傷疤，越擠，膿血越多。”資深媒體人趙爾多(化名)是較早進入騰格里工業園區采訪的媒體人。

“除了那臭氣刺鼻的氣味讓你的嗅覺無法忍受外，那直排入沙漠的污水產生的說不出什么顏色泡沫，更讓人恐懼。”趙爾多說。

中華環保聯合會法律中心調查人員曾將在當地收集的飲用水樣本以及工業廢水樣本送檢，結果顯示，距離騰格里工業園區兩公里左右的當地牧民飲用水中所含致癌物質苯酚超過國家標準410倍。

一時間，“PH值”“磷酸鹽”“生化需氧量”等專業名詞讓公眾做了一次自我科學知識普及。由于當地的日照強、蒸發量大，一些企業的化工廢水并未送專業污水廠處理，而是通過晾曬以求自然蒸發。而且，這種污水處理工藝還獲得了內蒙古環保廳的環評批復。

對另外一些企業而言，購置并建設一套污水處理裝置，企業還能承受的起，“但看到大家都往沙漠里排，我們也往沙漠排了。”來自天津的一家駐園企業工作人員說出了大家的從眾心理。

植物學家、草原生態學家、內蒙古師范大學生態學教授劉書潤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騰格里腹地地下水資源豐富，如果違規排放，很可能造成地下水污染。

“沙漠地下水一旦被污染后，修復幾乎是不可能的。”他說。

從2010年到2014年，多家媒體對騰格里工業園區污染事件做了詳細報道，這些報道最終引起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關注。

黨中央、國務院關注此事后，內蒙古除第一時間對污染現場進行了處置，同時還啟動了問責機制。內蒙古環保廳一名副廳長、阿拉善盟分管副盟長、阿拉善盟左旗旗長、分管副旗長、盟旗兩級環保局長被免職，共有24名相關責任人先后被問責，并受到黨紀政紀處分。

8月23日，3起案件的判決，則是司法機關對騰格里工業園區污染事件的進一步回應。

“該來的躲不過，企業也該痛定思痛，給自己一個救贖的機會。”一家涉案企業負責人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刑事判決能否震懾企業

判決給騰格里工業園區的駐園企業帶來不小震動，“這回是來真格的。”一名總部在江蘇的企業高管說。

這些企業絕大部分是當地招商引資的重點對象。為了利益最大化，加上優惠的土地、稅收、用電、用水政策，企業接踵而來是常態。這些高污染、高能耗的企業本已在國內發達地區沒有生存空間，但與一些欠發達地區的GDP沖動攪在一起，往往能避過層層審核關卡，起死回生。

“在生態修復的高昂成本與短期的巨大利益誘惑之間，很多企業會選擇后者。”律師劉興成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更可怕的是，“一部分企業抱的是‘撈一筆’就走的心態，根本不會考慮企業的排污行為會給當地的生態帶來什么后果。”一直致力于阿拉善盟當地生態保護的某環保機構負責人一語中的。

“從法律效果來說，司法機關對嚴重破壞環境者，必須依法懲戒；從社會效果來說，還要給欲行破壞環境者以足夠的警示：千萬別越紅線。”阿拉善盟左旗人民法院院長趙亮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從判決結果看，對涉案的企業罰金數額不高，對涉案人員雖都處以刑罰，但都是緩刑，這會使法律的威懾打上折扣。”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學學者說。

劉興成則建議，司法機關與環保部門應聯動，建立企業涉及污染案的“黑名單”制度，并定期公示，讓公眾、媒體監督其一舉一動。

最嚴厲環保法還需幫手

“環境風險隱患突出、環評審批和‘三同時’執行成為‘表面工程’、工業園區污染治理設施形同虛設、環境糾紛隱患突出、污染轉移現象嚴重、環境執法監管不力。”時任中華環保聯合會環境法律中心督察訴訟部部長的馬勇曾對工業園區有過撰文描述。

如何避免類似“騰格里工業園區污染”的事件再次發生？

去年4月2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以高票贊成通過了新修訂的環保法。新環保法首次提及，面對重大的環境違法事件，地方政府分管領導、環保部門等監管部門主要負責人將“引咎辭職”。

“這意味著，為環境違法問題買單的不僅僅是違法企業，立法層面納入多項環境執法措施，實際上是堵上了環境違法最關鍵的‘一道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表示。

“事實證明，地方的經濟驅動與環境保護似乎永遠在打架，如果有牙齒的環保法不能給違法犯罪者以足夠的懲戒，不能給地方政府以足夠的警醒，類似騰格里工業園區污染事件還會再度發生。”內蒙古法院系統一位基層法官對此表示謹慎樂觀。

“還有一個情況必須引起重視：新環保法出臺了，其他的配套法律也應該及時進行修訂，否則會發生新環保法與其他法律‘打架’的情況，反而制約‘污染問題法律解決’的效果。”這位法官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