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石油權力?為什么石油能夠擁有“權力”?清泉在此前的微文——《“石油政治”：想說愛你和恨你都不容易!》和《石油權力：當代國際政治紛爭的“照妖鏡”》中，均詳細分析了石油權力。結合業界專家們的共識，現在可以認為，石油權力主要由資源(供應)權力、市場(需求)權力、輸送(通道)權力、定價權力、技術與管理權力、金融權力這六種子權力(二級權力)構成。

1// 資源權力與定價權力是沙特石油權力的核心

我們知道，從1977年一直到2017年，沙特一直是這個星球上最大的石油生產國。根據剛剛發布的《BP2019能源統計報告》，1977年，沙特的石油產量4.68億噸，首次超過此前一直是全球第一大石油生產國的美國，而美國當年的石油產量是4.63億噸，只比沙特少500萬噸。2017年，美國的石油產量5.71億噸，超越沙特當年的產量5.63億噸，時隔40年之后，重新回到全球第一大石油生產的寶座。而2017年，俄羅斯的石油產量也達到了5.54億噸。美國、沙特、俄羅斯成為這個星球上“千萬桶俱樂部”(日產達到1000萬桶，也就是年產5億噸)僅有的三位成員。

如果說從產量上美國和俄羅斯與沙特有一拼的話，那么從剩余石油可采儲量(也就是說，還剩多少家底)將，沙特則是當仁不讓的全球老大。同樣援引BP發布的報告，截至2018年底，沙特的探明石油可采儲量為409億噸(折合2977億桶)，而美國和俄羅斯分別只有73億噸和146億噸，沙特石油的可持續生產潛力無人能及。相應地，沙特的資源權力會一直存在，如果人類還在持續使用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的話。

同時，我們也知道，沙特是OPEC的創始國之一。1960年在巴格達，正是沙特時任石油部長阿卜杜拉·塔里基和委內瑞拉石油部長胡安·阿方索聯手成立了截止目前仍是全球最具影響力(權力)的地區性組織——OPEC。毫無疑問，OPEC的石油權力在于其資源權力(石油生產與供應)和定價權力。而自1960年OPEC成立以來，沙特就是該組織的核心成員國，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沙特一直是OPEC的唯一核心和“龍頭老大”。某種意義上講，OPEC的石油權力就是沙特的石油權力。毫無疑問，沙特的石油權力也在于其無與倫比的資源優勢和對國際油價的影響力。

 

 

不可忽略的是，沙特的石油權力還來自于其與美國這一全球超級大國綁在了一起。“大樹底下好乘涼”。一是自1945年2月1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與沙特立國之父伊本·沙特在地中海的美國軍艦上簽署同盟協議起，沙特已經成為美國構建與實施其全球戰略與霸權體系的一部分。二是在發揮著自身的資源權力和定價權力的同時，沙特也在以“石油美元”支撐著美國的金融權力。這個意義上講，沙特的石油權力還在于其間接擁有著一定的金融權力。三是美國加州美孚石油公司的子公司——阿美石油公司在沙特石油權力建構與實施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沙特石油權力的“結構體系”中，除了沙特王室、沙特石油管理團隊(不同的石油部長有不同的能力和風格)，美國政府、阿美石油(后來的沙特阿美)也是結構體系的關鍵角色。

2// “三板斧”定乾坤：沙特石油權力源起

當沙特首任國王、立國之父——阿卜杜勒·阿齊茲·伊本·沙特(Abdul Aziz)于1902年重新奪回他家族的祖先城市利雅得時，他便有了建設現代沙特的雄心勃勃的計劃。十五年后，他從過度擴張的謝里夫侯賽因家族手中看到了奪取圣城麥加的希望。此后，阿卜杜勒·阿齊茲帶領部族民眾將其勢力范圍一步一步擴展到整個阿拉伯半島。

雄心壯志的阿卜杜勒·阿齊茲終于找到了使自己國家發展并強大的突破口——石油。而這也是沙特石油權力源起。1932年建立沙特阿拉伯王國之后，阿卜杜勒·阿齊茲從美國石油企業(加州美孚石油公司)在沙特勘探石油的行動中看到了未來機會：他們想在他的土地上尋找石油，因此他計劃采用“新方法”(與加州美孚石油公司合作)為他即將耗盡的國庫獲得資金。要知道，在1938年沙特發現石油之前，沙特的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甚至唯一來源就是世界各地的朝圣者前往麥加朝圣時向沙特政府交納的費用(也就是“香火錢”)。

在后續差不多20年時間里，阿卜杜勒·阿齊茲陸續打出了“三板斧”，從而牢牢奠定了沙特石油權力的根基。

 

 

第一板斧：與阿美石油公司合作。

如果沒有阿美石油以及后來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沙特的石油權力無從談起。1933年5月，加州美孚與沙特政府簽訂石油租讓協定后，當年11月它在美國特拉華州成立子公司——加利福利亞阿拉伯美孚石油公司，負責開發沙特石油資源。1936年，德克薩斯石油公司加入。1938年，阿拉伯美孚石油公司在沙特發現商業油流。1944年1月31日，改稱阿拉伯美國石油公司，簡稱阿美石油公司(Aramco)。1948年，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和紐約美孚石油相繼加入。自此，阿美公司成為一家由四家石油公司組成的聯合財團，總部設在沙特東部、波斯灣沿岸的達蘭。1988年，阿美石油公司被沙特政府國有化，公司名稱改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SaudiAramco)。

在與阿美石油公司打交道的第一代沙特官員中，必須提及一位 “專家級”人物——沙特國王忠誠的財政部長阿卜杜拉·蘇萊曼(Sulaiman)。當時的沙特一窮二白，人才奇缺，能夠與阿美公司進行談判并且為沙特爭取利益的政府代表可謂鳳毛麟角。沙特國王很幸運，他啟用了蘇萊曼。蘇萊曼在沙特石油權力的源起與建立過程中居功至偉，其所發揮的作用無可替代。

蘇萊曼看到阿美石油公司的業務在沙特阿拉伯蓬勃發展，他制定了一個增加沙特阿拉伯收入的詳細計劃。在他的推動下，阿美公司在沙特獲得越來越多的石油收入，這意味著，沙特政府的石油收入水漲船高。蘇萊曼可謂沙特石油戰略和國家發展的“首任設計師”，他聘請了西方人，向他們學習。而他對沙特最終的定位是：接管西方人在沙特的業務并自行建設。沙特后來真的做到了，陸續在石油勘探開發、金融、建筑、國防、煉化等方面陸續實現了蘇萊曼的設想。

 

 

第二板斧：傍上美國。

沙特到底是怎么和美國結盟的呢?

根據曾在中情局工作、目前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美國頂級智庫之一)任職的Bruce Riedel先生在其《國王們與總統們》一書中的介紹，1945年1月22日，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秘密離開白宮，搭乘上開往弗吉尼亞州紐波特紐斯(Newport News)的列車。在那里，他登上了美國海軍“昆西號”巡洋艦(USSQuincy)，并在10天后的2月2日抵達馬耳他。隨后，他轉乘美國首架總統專機“圣牛號(Sacred Cow)”飛往位于克里米亞的雅爾塔，出席與蘇聯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和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的絕密會議。在羅斯福總統看來，他希望通過本次會議建立起全新的世界秩序，阻止類似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的全球災難重演。當雅爾塔峰會于2月11日結束后，羅斯福總統立即飛往開羅出席另一個至關重要的會見。而這就是羅斯福與阿卜杜勒·阿齊茲(伊本·沙特)的第一次會晤，也是美國總統與沙特國王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次會面。

伊本·沙特則搭乘美國“墨菲號”驅逐艦(USS Murphy)從沙特西部海港城市吉達出發，隨行人員包括侍衛、廚師和奴仆，還包括一名名觀星師、一名名占卜師，此外還有一些家臣和一群羊。“墨菲號”是首艘到訪吉達港的美國軍艦。其中的一個小插曲是，沙特國王啟程之時有些不太情愿，因為他攜帶妻眷的要求被拒絕了，直到被告知艦上空間擁擠難以保障女眷們的隱私空間才勉強接受了美方安排。

在“墨菲號”軍艦上，羅斯福與伊本·沙特達成一致，共同維護戰后中東地區的和平穩定：美國將為沙特提供安全“保護傘”，換取沙特向美國開放國內油氣領域。美國還要求獲得達蘭空軍基地的使用權，用于美軍執行在中東地區的軍事行動，而美國的石油公司早已先行一步進入了沙特市場。在此次會見結束兩周后，沙特向納粹德國和日本正式宣戰，這一舉動最終為沙特贏得了在聯合國內的一個席位。

而這就是沙特向美國納“投名狀”的故事。至此，“石油換安全”成為沙特的立國之本，美沙達成同盟協議則成了沙特石油權力的重要源起。

 

 

第三板斧：與委內瑞拉合謀成立OPEC。

1960年9月10日，由委內瑞拉石油部長佩雷斯·阿方索和沙特石油部長塔里基發起的阿拉伯石油會議——巴格達會議如期召開，這是一次永載世界石油工業發展史冊、甚至全球人類歷史史冊的會議。就是在這次會議上，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立了。9月14日，會議代表簽署了決議。在決議上簽字的有：沙特阿拉伯首席代表阿卜杜拉·塔里基、委內瑞拉首席代表佩雷斯阿方索、伊朗首席代表富德·魯哈尼、伊拉克首席代表塔拉特·謝巴尼(計劃部長兼代理石油部長)、科威特首席代表艾赫邁德·烏馬爾。在塔里基等石油生產國精英的不懈努力下，與西方石油巨頭“七姊妹”相抗衡的OPEC由此正式誕生。

OPEC成立不久，在接替塔里基任沙特第二任石油部長艾哈邁德·扎基·亞馬尼的帶領下，OPEC的實力不斷上升。對內，OPEC采取“配額制”，通過部長會議確定各成員國的生產配額，機動調節著供應側的原油產量，并影響和掌控油價。上世紀七八十年代，OPEC的石油權力達到了頂峰，也意味著沙特的石油權力達到了一個歷史高點。進入21世紀，特別是2014年這一輪油價下跌以來，在第四任石油部長——阿里·納伊米的領導下，OPEC的策略由“限產保價”轉變為“增產保市場份額”，全球油氣市場陰雨連綿，再次領教了OPEC和沙特石油權力的厲害。

上述“三板斧”就是沙特石油權力的源起。

3// 沙特石油權力的“韌性”

看到這，有人會問，當前美國重回全球第一大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美國對沙特的石油依賴將持續降低，沙特在美國的戰略棋局中的重要性將持續下降，沙特的石油權力還能自如的施展嗎?而且隨著全球能源轉型的步伐不斷加快，人類對化石能源的需求將會下降，沙特的石油權力將會進一步受到抑制。

對此，清泉想說，沙特的石油權力其實沒有想象中的那么脆弱。沙特在其石油權力的建構過程中經歷過數次風浪：一是1973年前后的石油危機，由于對美國實施石油禁運，沙特差點被美國拋棄。二是1990年8月份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讓沙特有了“唇亡齒寒”的感覺，幸虧美國出手相助。三是2001年“911”事件，實施襲擊的恐怖分子多來自沙特，美沙關系跌至冰點，后經沙特人多方斡旋，美沙關系有所改善。四是2005年前后，美國企業家西蒙斯寫就《沙漠黃昏》，宣稱沙特的石油所剩無幾，直接引發了全球對“Peak Oil”(石油峰值論)的大討論，沙特的石油潛能和石油權力遭到前所未有的質疑。好在技術的突破使得石油峰值論不攻自破。自信滿滿的阿里·納伊米甚至在2015年的劍橋能源周年會上向與會者調侃：“我從Peak Oil中成功活了過來!”

 

  可以看出，沙特石油權力的“韌性”還是相當強的，清泉認為這主要歸功于兩點：一是沙特內部有一批像亞馬尼和納伊米這樣的精通石油戰略、能夠很好管理本國石油工業、且對國王非常忠誠的專業化人士，這使得沙特石油在遭遇危機時往往能夠轉危為安;另一是沙特石油開采的低成本，按照可比口徑，沙特的石油開采成本是全球最低的，這使得沙特在石油危機、油價下跌的低景氣周期里，往往擁有比別的石油生產國更多的調節手段和騰挪空間。

如果說還有其他因素的話，沙特的“運氣”可能更好一點，相比之下，伊朗和伊拉克就沒有沙特這么好的運氣。

當然，運氣不可能總是垂青于沙特。“卡舒吉事件”還在持續發酵，這是沙特王室和小王儲的“自作孽”，對沙特石油權力和口碑已經造成了實質性傷害。后續到底如何演進，我們“吃瓜群眾”就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