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秋前國務院頒布的 “大氣國十條”，在入冬后開始顯現出其政策的倒逼效應。

盡管納入到大氣污染整治范圍的重點區域僅僅包括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三個地區，但這些地區恰恰都是經濟重鎮、傳統能源利用最為集中的地區，“煤改氣”的結果是“氣荒”與“剩煤”并存。

當然，無論是“氣荒”，還是“剩煤”，都屬于短期失衡，絕非中國能源市場的真正面貌。隨著逐步調整資源環境扭曲性配置，各種資源內含的“環境屬性”將逐步向“經濟屬性”回歸，即要在新的估值水平上將環境影響納入到能源利用的成本中。屆時，新的均衡狀態下，沒有氣荒，也沒有剩煤，但價格水平將上升到新的高位。

在此背景以及能源清潔化利用的大趨勢下，中國應該是“煤主氣輔”，抑或是“棄煤用氣”？兩者的最大區別在于，能源供應是否自主和獨立。以煤為主，無論是成本高低，主要還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而如果是用氣為主的話，則要更多地依靠進口，能源供應會受到國際市場較大的鉗制。

此外，美國通過TPP（跨太平洋自由貿易協定）將中國排除在其頁巖氣出口的范圍之外，這似乎說明，歐美在對于中國通過天然氣利用實現社會經濟轉型，提升競爭力的意圖上仍有所防范，這令我們不得不全面考慮國際地緣政治對能源市場造成的各種可能影響。

假如我們主張的是“煤炭主導型”的能源戰略，那么，自救和轉型將是未來兩大趨勢。

所謂“自救”，那就是積極改變自身在環境污染上的不利形象，要花大功夫推進相關技術改造，要實現這一點，僅僅依靠煤炭的上游企業是遠遠不夠的。總體上，當前煤炭的最大污染環節不是生產環節，而是中下游的利用環節，包括煤電和煤的集中供暖等。盡管現在短期內剩煤的主要壓力都落在了上游，但從整個行業的角度看，如果上游的煤炭企業被壓垮了，中下游等環節絕對無法獨善　  其身。那種以為通過煤電價格聯動可以轉移能源清潔化壓力的想法完全是錯誤的。煤炭清潔化利用的挑戰屬于全行業，而不是某個環節。

確定自救后，下一步便是轉型，煤炭行業的最大轉型是在市場化的進程中，實現煤電等產業鏈的垂直一體化，或者叫煤電聯營。在市場化改革的背景下，煤電聯營的動力其實正是國家對于資源環境外部效應的高度管制。

在更高的環保標準下，煤炭用戶首先面臨壓力，要么是改進技術，要么是改變能源品種。如前所述，在均衡的條件下，市場會出現各種價格上的差異，最后各能源品種的成本和市場價格實則相差無幾。就此，改進技術應是首選，但成本同樣會提高，接下來，用戶要么將技改成本轉嫁給其下游的環節，也就是終端用戶；要么是轉嫁給上游的生產環節，最終能轉嫁到哪方，主要是看其市場地位和博弈能力。

相比之下，在強調民生的改革進程中，公眾的訴求顯然會成為能源定價的一個決定性力量，上游環節的生產企業在整個鏈條中反而處于較為不利的位置，它們比較容易成為環保風暴的焦點。

就此，如果沒有其他的應對措施，能源清潔化最終倒逼的正是上游的生產企業。

但問題是，一旦上游的生產企業不堪重負，無法消化產能過剩的話，那么便會通過減產、削減供應來增加其贏利空間，而這樣的舉措是無益于真正扭轉煤炭的環境影響。對此，唯一的出路，就是讓上中下游各個環節的市場主體一起來承擔煤炭清潔化的成本，并通過規模效應來抵消其中產生的額外成本。

總之，在當下“氣荒”與“剩煤”的能源供求關系中，值得注意的是，能源市場的一體化將會在中長期消除這樣的失衡，而煤炭終將以強強聯合的方式走上清潔化的道路。

（作者系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