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六七歲開始下井，一直到去年離開采掘一線，將近60歲的陜西煤業化工集團銅川礦業公司下石節礦工會副主席徐群賢見證了該礦的興衰。

下石節礦已有40多年的開采歷史，資源面臨枯竭。如今，礦區衰老加上煤炭市場低迷，下石節礦職工的日子不好過。

全國兩會期間，記者見到了徐群賢，他告訴記者他今年2月份的工資總數，剛到3000元。他說，其實好多職工的工資還達不到這個數，離退休職工的工資則更低。

“眼下，老礦區里的困難職工越來越多，值得全社會關注。”徐群賢說。

徐群賢的另一個身份是全國人大代表。去年7月，他在參加陜西省委召開的“兩代表一委員”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建議座談會上，談到了陜煤化集團下屬老礦區困難職工多、傷病亡職工家屬生活困難等現狀，引起了極大關注。之后，在陜煤化集團的協調下，徐群賢對整個集團的困難群體現狀進行了調研。

工病亡遺屬占困難群體一半以上

以下石節礦為例，該礦現有在冊職工2984人，在崗職工2713人，離退休職工1024人。

目前，下石節礦困難職工388戶。其中，工病亡遺屬及未享受生活費的病亡遺屬224戶，占困難職工總戶數的57.7%；工傷殘及因病致貧116戶，占困難職工總戶數的29.9%；退休困難職工48戶，占困難職工總戶數的12.4%。

整個陜煤化集團的困難群體現狀也不容樂觀。陜煤化集團共有在冊職工13.5萬人，離退休人員近9萬人，職工家屬30萬人。

陜煤化集團現有困難職工及家屬1.8076萬戶，占職工及家屬總戶數的6%以上。其中，工病亡遺屬1.005萬戶，占困難職工及家屬總戶數的55.6%；退休職工5308戶，占困難職工及家屬總戶數的29.4%；在冊職工2718戶，占困難職工及家屬總戶數的15%。

徐群賢說，不難看出，無論下石節礦還是整個陜煤化集團，工病亡遺屬都占到了困難群體的一半以上。在這個群體中，部分遺屬沒有工作，收入來源沒有保障，僅靠微薄的遺屬撫恤金和生活費維持生活。

“雖然國家多次對撫恤金和生活費標準進行了調整，但在物價上漲、生活支出大的情況下，微薄的撫恤金和生活費遠遠不夠。”徐群賢說。

困難群體集中在四大老礦區

徐群賢說，從調研結果來看，這一困難群體集中分布在銅川、蒲白、澄合和韓城四大老礦區，“這是有歷史原因的”。

四大老礦區地處山區，在建礦初期不得不配套承擔許多社會職能，從而形成了一個礦區就是一個“小社會”的格局。另外，這些礦區地質條件相對復雜，其中韓城和銅川北區的礦區屬于高瓦斯礦井，投入大、成本高、用工多、效率低，阻礙了其發展。

近年來，陜煤化集團對這些老礦區實施了升級改造和成建制轉移，但以上的四大老礦區和陜煤建司依然有職工5萬余人，而煤炭年產量僅2000多萬噸。

“四大老礦區和陜煤建司的總產能僅相當于陜北紅柳林礦的單井產能，而紅柳林礦的用工不超過2000人。”徐群賢說，“5萬人與2000人，天壤之別啊！”

因為煤炭賦存條件差、用工多、產量低，這些老礦區的在職職工收入水平并不高，地面輔助單位的職工月工資僅2000元，離退休職工的月工資還不足2000元。

“收入水平偏低的現實，使得陜煤化集團的困難群體集中到了老礦區。”徐群賢說。

據了解，這些老礦區開發建設都在40年以上。受建礦初期“先生產、后生活”思想的影響，這些老礦區自然而然地建了大量的筒子樓、小平房、土坯房和干打壘、油毛氈之類的房屋。

近年來，按照國家關于中央下放煤礦棚戶區改造項目的有關要求，棚戶區改造資金由國家、地方政府、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考慮到煤礦棚戶區居民整體收入偏低的現狀，陜煤化集團決定，個人只承擔住宅的建設成本，其他費用由企業兜底。

“即使這樣，部分退休職工依然難以承受并不算高的建設成本，出現了有房買不起的現象。”徐群賢說。

目前，陜煤化集團整體產業布局向陜北、彬黃新區轉移，新增產能及經濟效益集中在新區的煤炭企業。然而，新區的煤炭企業多為股份制企業，已并入上市公司——陜西煤業股份公司。

按照上市公司的規范要求，股份制企業的利潤無法支出用于老礦區的沉陷治理和棚戶區改造工程。所以，老礦區的棚戶區改造資金缺口比較大。

從調研的情況來看，煤礦政策性破產也導致了部分退休職工生活困難。

2000年，國家實施了煤礦政策性破產，其中對井下工種和部分特殊工種實行了提前5年退休政策，但計算退休工資時按照實際工作年限。雖然國家多次上調了退休工資標準，但這部分退休職工當年的工資基數偏低，與目前退休的職工收入差距較大。

企業幫扶救助能力有限

面對上述困難群體的實際情況，陜煤化集團積極作為，先后出臺了《幫扶救助工作實施意見》和《困難職工救助資金發放辦法》，開展了送溫暖、金秋助學、天驕助學等活動。

2008年至2012年，陜煤化集團累計撥付送溫暖資金1818萬元。在此基礎上，各單位自籌資金對職工進行日常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

徐群賢說：“在困難群體中，還有一類特殊群體，就是礦難困難家庭，他們在經濟和心靈上的創傷更大。”

自2010年天驕助學活動啟動以來，陜煤化集團先后為236名礦難困難職工就讀高中、大專、本科的子女發放救助金134萬元。

2012年，陜煤化集團對困難職工撥付大病救助款1263.81萬元，惠及困難職工1232人，其中最高個人享受大病補助金額為16萬元。

與此同時，2012年，陜煤化集團將困難職工兜底救助、大病救助和子女入學“三項救助”措施進行了制度化。其中，困難職工生活兜底幫扶的標準為每人每月400元。2012年下半年，陜煤化集團為困難職工發放“三項救助”金1806萬元。

“面對1.8076萬戶的困難群體，陜煤化集團的救助能力顯得不足。如果按照每戶每月補貼100元計算，企業每年需要拿出約2000萬元的資金。再加上大病救助和助學活動，企業每年至少需要拿出3000萬元的資金。即使這樣，也難以改變困難群體的根本面貌。”徐群賢說。

另外，在上一輪煤炭企業關閉破產中，國家要求破產礦山所辦的學校、醫院等服務單位，成建制移交地方。同時，把離退休人員的養老、醫療移交社會管理機構。但事實上，除部分學校和養老外，其他均沒有交出去。

徐群賢說：“目前，中央財政的補助已陸續用完，陜煤化每年需拿出7.5億元承擔企業辦社會職能。”

他希望，陜西省能夠適當提高病亡遺屬生活費標準，對于資源枯竭礦區增加政府公益崗位分配指標，把一些街道衛生、護工等崗位分配給傷病亡遺屬。同時，加大對煤礦棚戶區改造資金補助支持力度，并對退休職工和現有職工實施差別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