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行業正在經歷艱難洗牌。在過去兩年已有大批煤礦主、貿易商轉行，在煤炭低谷來臨前抽身。

在黃金時期過去后，一些在“裸泳”的煤企率先被淘汰。這是國內煤炭行業重組的良機，更為技術水平高、管理能力強、資源稟賦好的企業提供機會。

如果單純以行政手段穩定煤價、推高價格，很可能雖然解決了煤炭行業的眼前問題，但影響煤炭行業健康發展和宏觀經濟企穩大局。一旦煤價上漲，勢必帶來電價上漲、原料成本提高、物價上漲的連鎖反應。

要相信無形的手發揮作用。相對于電力、油氣而言，煤炭市場化程度最高。依靠行政管制來解決問題，貌似直截了當，實則可能是違背市場規律。

2011年11月底，為緩和煤電矛盾，發改委對電煤實行臨時價格干預。自2012年1月1日起，對市場交易電煤規定最高限價，秦皇島等環渤海地區主要港口5500大卡電煤平倉價最高不得超過每噸800元。

當時，環渤海5500大卡動力煤價格為860元/噸，文件下發后煤價開始大幅回落。但煤價下降的驅動力是市場供需變化、經濟下行，而非行政干預。直至2013年1月1日發改委才解除臨時價格干預措施。

近期，國務院啟動新一輪煤炭脫困行動，救市從控總量、限進口、減負擔、改考核等方面入手。其中，壓減煤炭產能最受關注，目前看主要通過國有煤炭企業帶頭減產，遏制超產、非法生產等方式開展。

限產一方面可以保證安全，另一方面調節供應和需求。根據筆者了解，此次減產仍然采用傳統的分配方式，即全國確定壓減總量，分配給各省執行。這種方式的優點是可以立竿見影，但一刀切或許會使資源扭曲。如，一些效益好、煤質高的礦井可能被限產；一些本該關停，卻承擔社會責任的礦井繼續保留。

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行業組織呼吁企業自律減產，另一方面煤企低價促銷、寧降價不丟市場，有利可圖的煤礦仍在加緊生產。這就是宏觀調控與企業市場行為之間的差距。

在過去十年，煤炭行業經過一輪野蠻生產、瘋狂擴張的時期，大規模的資金投入、資源騰挪之后，“寒冬”突然來臨。我們需要政府部門為煤炭行業的良性發展提供環境，但不應維護部分煤炭企業的利益。

在國務院簡政放權的大局下，煤炭行業管理部門和行業組織應該從批項目、管企業的慣性中走出來，取而代之引導煤炭企業轉型，為安全監管、環境保護、市場秩序的維護、煤炭資源高效配置負責，推動煤炭管理體制改革。

基于煤炭的特殊性，一些地方政府對煤炭的干預過多，如限制煤炭外流、要求煤炭兼并本地非煤企業、干預煤炭企業的兼并重組、強制要求煤炭必須在線上交易。政府管理部門應敢于讓渡部門利益，為企業發展讓步，還原市場本意。

鄂爾多斯一家煤炭企業負責人告訴筆者，盡管內蒙古自治區決定下調煤炭價格調節基金征收標準，取消鐵路“三產”部門向煤炭企業收取的“計劃費”，但煤管票收費等負擔依然沉重，這些收費是地方財政主要來源。

根據統計，目前煤炭行業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及政府性基金高達幾十種，煤炭流通階段的成本遠遠超過開采生產成本。這些稅費就是壓倒煤炭企業的最后一根稻草。盡管國務院、地方政府三番五次發文要求清理煤炭稅費，但實際上清理工作進展在個別地區并不那么理想。

問題很清楚，個別地方政府是應該捂緊自己的錢袋子，還是給企業發展鋪好路子，管理水平高下立現。過去十年，地方政府和企業坐享煤炭紅利，現在是補課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