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發在國內兩位經濟學家——張維迎和林毅夫之間的爭論，再次引起了各方對產業政策這一話題的關注。11月9日，這兩位同樣就職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著名學者，就產業政策的存廢進行了公開辯論，將整個事件推向高潮。

在我國，汽車產業的發展一直受到產業政策的強力引導、支持和鼓勵，但對政策的抱怨、質疑乃至批評也始終存在。而近期，新能源汽車騙補事件、小排量車購置稅減免政策即將到期、無人駕駛等智能網聯汽車新技術的涌現等，更促使我們有必要重新認識和思考汽車產業政策的作用和意義。

11月14日，中國汽車報社“熱點沙龍”邀請到兩位長期關注汽車產業的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趙英，以及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袁鋼明。湊巧的是，兩位嘉賓也是多年的朋友，曾一起供職于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從事經濟研究。

和張維迎、林毅夫兩位的存廢之爭不同，本期“熱點沙龍”的兩位嘉賓都肯定汽車產業政策的必要性，也都主張應盡量減少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干預。然而，在評價中國汽車產業政策的時候，他們的觀點出現了巨大分歧。

正方 產業政策為中國汽車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汽車工業從市場到自身實力都面臨著趕超和開放以后如何競爭的問題，亟需產業政策的指導。當時我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中，汽車企業的主體全部是國有企業，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勢必得發揮更大的作用。

對產業政策績效的評定不可能量化，但從最終效果看，我認為我國汽車產業政策是利大于弊。一是它解決了投資問題，讓政府注意到汽車工業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重要性，為如今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二是產業技術政策促進了我國汽車行業的自主研發，政府集中力量進行研發，加快產品和技術更新換代;三是通過技術引進，提高了我國汽車制造技術水平，縮短了20年的差距，尤其是在我國加入WTO后商用車擋住了進口車的沖擊。同時，通過關稅保護，我國加入WTO后沒有出現純粹的汽車進口現象;而50：50的合資股比，也使得國內車企通過合資學習到國外先進的制造技術和管理經驗等。

在傳統乘用車領域，就制造工藝和產品基本性能而言，如今我國自主車企的部分乘用車產品已接近合資企業，當然在研發和關鍵零部件上還有5~10年的差距;我國商用車已接近國際先進水平;新能源汽車基本與國際同步，只是產業化水平不夠。

此外，中國很早就開始布局新能源汽車，“三縱三橫”為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化奠定了基礎。產業政策向新能源汽車傾斜，推動我國新能源汽車的發展，使我國電動車產銷量躍居全球第一。而騙補問題的出現，是由于補貼政策在設計時科學性不夠，日本、美國、歐洲也都有新能源汽車補貼，卻沒有出現騙補現象。

當然，到上世紀90年代，產業政策有其明顯的局限性。一是面對持續增長的市場，由于政府對汽車產銷量的預測不準確，總擔心產能過剩，擔心其他主體進入影響國有汽車大集團的發展，導致對內開放不足。二是保護了跨國公司利益，雖然關稅保護讓進口車競爭力有所削弱，但跨國公司通過合資公司在中國賺得缽滿盆滿，同時抑制了擁有合資企業的國有汽車集團自主開發的積極性。而零部件行業缺乏核心技術，恰恰是由于政府沒有拿出有效的產業政策來支持零部件企業發展，把市場完全放開，導致被外資壟斷。

反方 我國汽車產業政策力度大、效果差

我們需要的是合理的產業政策，如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等汽車產業發達的國家，就得益于成功產業政策的引導。然而中國的汽車產業政策有很多問題，尤其是關鍵環節政策沒發揮作用，可以說是弊大于利。雖然我國汽車產業政策力度大、內容多、支持時間長，但汽車產業還是很落后，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甚至遠遠落后于韓國。現在我國的裝備制造業、通訊業等都進入了發達國家的市場，但汽車卻沒有，相反日韓的汽車產品在歐美市場很普遍。可以說，中國汽車產業引進外資的產業政策是失敗的，至今我國汽車企業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也缺乏競爭的動力，尤其是零部件行業核心技術缺失嚴重。

汽車產業的技術政策是失敗的。技術不是靠國家宏觀政策研究出來的，而是企業自己潛心研發出來的。企業發展也是這樣，光靠國家戰略規劃無法讓企業成功。像現在比較成功的吉利和新能源汽車領域的比亞迪，他們的技術路線是由國家制定的嗎?國家制定的技術路線能夠成功得少，而我國的戰略技術路線卻是由高層制定的，到現在仍然在走這條路。

當然，最近的產業政策有所變化，尤其是1.6L及以下排量乘用車購置稅減半政策，開始向弱勢的、競爭力不足的企業傾斜。此外，支持新能源汽車發展的政策非常正確，符合國家的能源戰略，但也別過度，現在出現的騙補等投機性行為和政策支持力度太大有關。所有的政策都會有漏洞，稍微有點不平衡就有漏洞，這是正常的，但目前我國新能源汽車政策可鉆的漏洞太多了，當然這和執法也有很大關系，所以要使政策有合理的方向和力度。

反方 “有保有壓”的政策是錯誤的

我國的汽車產業政策總體是限制競爭，“有保有壓”。產業政策的目的應該是支持產業整體發展，讓本產業相對于別的產業得到更有力的扶持，發展得更快一些，這是產業政策的理論基礎。而我國的汽車產業政策則是在產業內部扶持一部分，打壓另一部分。這種“有保有壓”的政策是錯誤的，因為無法保證政策想要“保”和“壓”的對象是正確的。在一定意義上，我國的汽車產業政策是保國有壓民營，保大壓小。然而，真正優秀的企業還需要政策來保護嗎?結果越是被保護的企業越沒有活力，這種情況下其實是保劣壓優。我覺得在中國，只要是有競爭的行業，都可以趕上發達國家，但越想保護的產業越上不去，對民營企業阻攔太多。

汽車工業一直愛說規模效應，所以產業政策也以高起點、專業化、大批量為標準，保護和支持規模大的廠，卻忽視了技術進步、競爭壓力等因素。中國汽車產業從理論到實踐，都把大規模等同于低成本，卻沒想到規模是有反效應的，當規模超過一定程度后效益就會下降，因此需要保持最優的規模成本。事實上，國有大型汽車集團由于體制等因素，成本始終高于民營小廠。所以規模不是決定成本、效益、利潤率或市場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競爭和生存壓力才是。民營汽車廠之所以能降低成本，是因為有“一分錢掰開花”的精神。

光靠規模無法分清企業的好壞和先進，中國很多產業都是小企業比大企業更有活力和競爭力，所以產業政策應該支持小企業發展。而我國的汽車產業政策對小企業設置重重障礙，卻全面扶持大型汽車企業，包括合資、融資政策等都向大企業傾斜，“三大三小”本身就是一種門戶之見。

我最反對設立門檻，汽車行業應該允許所有人進入，由市場來淘汰能力不夠的企業。而我國總擔心過多的進入者會導致重復建設，造成產能過剩，所以產業政策限制企業進入。一直以來，汽車行業都認為資本太少，但為什么資本想進入時卻予以限制?現在的產業政策是防患于未然，以為把堤壩壘得越高越結實，就能讓我國汽車工業更安全地成長。但事實上，所有徹底放開的行業發展都很快，因為形成了充分競爭。

正方 “有保有壓”、“抓大放小”有歷史合理性

我認為要歷史地看待政策“有保有壓”、“抓大放小”，在上世紀80年代有其合理性。那時，興起了一波汽車熱，而汽車業的投資主體不是中央政府就是地方政府，如果放任不管，大家都一哄而上，就會大量浪費國家的財產，雖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競爭。但在1994年出臺的《汽車工業產業政策》中，這一思路就轉變了，不再提國有企業了，所有的企業只要達到門檻都可以進入。中國產業政策是動態調節的，在整個國家體制變動的情況下它也在發生改變，隨著投資主體的變化而變化。如在加入WTO之前，我國對汽車生產資質有所放開，讓吉利等民營企業進入了汽車行業，并非完全排斥。

當然，高起點、專業化、大批量這一指導思想有缺陷，但不應該全面否定。當時國內了解汽車的人并不多，所以汽車工業政策的制定者都是行業內的專家，屬于內行指導內行，只是在當時的背景下對市場條件考慮不夠，所以不能說這個思想是完全錯誤的。而且，從技術經濟這個層面看是有道理的，這一指導思想是全球汽車工業多年來總結出的規律。從規模經濟曲線來說，汽車工業之所以沒有考慮規模不經濟，是因為從來沒有達到過頂點。

汽車行業設立最低的門檻是必要的。汽車工業需要滿足最基本的兩個標準，即環境標準和安全標準。只要達到這兩個基本標準就一視同仁，所有企業都可以干。這個門檻是存在的，這就是企業的準入。此外還要有技術標準的要求，即具體落實安全和減少污染等問題，技術標準本身也是門檻。

正方 沒有關稅保護我國不會有自主汽車工業

關稅保護政策最大的作用在于，在我國加入WTO的巨大壓力下，堅持了汽車本土制造，不但解決了就業、稅收等問題，更重要的是解決了中國汽車工業本土化布局，能夠讓國內車企持續向合資企業學習。

那時我國還沒有出現有競爭力的汽車企業，如果沒有關稅保護政策，全面放開市場，那跨國公司就不會在中國生產汽車、建合資公司，而是直接在我國銷售汽車，這樣既省事利潤又高，那樣或許至今中國汽車市場仍都是外國的高價汽車，中國也不會有自己的汽車工業了。

雖然理論上不能否定在沒有關稅保護的情況下，我國仍然能產生有競爭力的汽車產業和企業，但概率非常低。拉美的汽車工業就是個明顯的例子，市場完全放開的結果就是跨國公司只在那兒組裝、生產汽車，而沒有本國的汽車工業。

正方 汽車產業政策要不斷改善

隨著汽車行業的變化，產業政策有的內容已經失效了，再出全套的政策已經不現實，只能針對一個個新問題，各方進行博弈后再調整，如股比問題。同時，還要加強對內開放。未來，汽車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要不斷改善。第一，要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尊重市場的基本規律;第二，要縮小產業政策干預的領域和范圍，有逐步退出的過程，產業政策要根據產業發展形態，最后退到非有產業政策不可的地步。要警惕產業政策過度介入，如當前新能源汽車技術路線并不確定，而政策高度鼓勵純電動汽車和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技術路徑對政策依賴越大以后修正的成本越高。

反方 產業政策應該能不用就不用

現在汽車產業政策支持的力度還是太大，容易出現政策實行的時候產銷量高漲，一結束就迅速滑坡。超高速增長很難有好結果，所以支持力度不能太大，保護時間不能太長，能不用就不用。產業政策的目標不能定得太高，而是為了能夠讓產業和企業生存下來，可以適當地拉一把，但仍要保持競爭壓力，讓其形成自主自發的力量，勵精圖治，通過自己的艱苦努力生存，并不是改變其壓力，由處境困難突然變成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