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輪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屬于“沒有經濟熱度的價格暴漲”，情況非同一般。尤其在美國對中國經濟極限打壓、極限破壞的背景之下，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美國金融大鱷惡炒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中國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從經濟理論和實際出發，本輪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對中國經濟危害嚴重：輕則“絞殺中國制造業企業”;中則“引發中國經濟滯脹——經濟蕭條與物價上漲并存”;重則“把中國經濟拖入‘債務通縮’陷阱。

所謂“債務通縮”是指：債務不斷違約與市場通貨緊縮之間的惡性循環。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雪1933年提出著名論斷，他認為導致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的關鍵原因就是“債務通縮”。

從《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最近了解的情況看，包括中國中車的部分產品在內，一大批中國制造業企業(尤其是廣東)已經發布公告，大致是：因上游原材料價格暴漲大幅提升企業生產成本，且成本無法向下游傳導，迫于無法承擔虧損的結果，企業被迫停產。

需要清醒：中國制造業企業負債率普遍較高、期限較短，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破解制造業企業困境，而是被美聯儲“通脹暫時論”誤導，以等待大宗商品價格回落的方式去消極應對，那很可能導致中國企業債務“群發式暴雷”，火著大了恐怕想救都來不及，其后果必然是“債務通縮”。

鑒于情況緊急，也鑒于上述“輕、中、重三種情況”均會給中國經濟帶來難以估量的后果，所以形勢要求我們必須盡早采取有效、有力的措施，為此，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建議遵從的前提

第一，當前的市況屬于人為操縱下的“市場失靈”，尤其對中國而言，美國可以極限破壞中國科技產業，為什么不能極限絞殺我們的制造業企業?所以，中國的經濟政策必須要增強“戰時意識”，辨識美國虛虛實實的輿論誤導，看破華爾街惡炒大宗商品價格很可能把中國經濟導入“債務通縮”——重大金融危機的威脅，中國必須時時刻刻保持高度的警覺。

第二，鑒于國際大宗商品均以美元計價和結算，這決定了國際大宗商品、尤其是期貨價格從來都被華爾街控制，這實際也是美元霸權的核心。當世界尚無法徹底改革國際貨幣體系鏟除美元霸權之時，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制造業國家幾乎無法擺脫“價格被動接受者的地位”。

第三，在對抗大宗商品價格暴漲的過程中，中國不能被“傳統貨幣理論”束縛，并始終堅持把增強中國經濟發展潛力和人民福祉作為根本目標，而不是機械地、教條地追求貨幣穩定或物價穩定。同時也必須明確，不允許對抗大宗商品價格暴漲的短期措施，給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留下隱患;相反，短期措施必須契合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長遠戰略。

第四， 中國始終堅持以實體經濟為本、制造業為首的經濟發展道路，任何艱難困苦都不應是改變道路的理由，因為發展制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才是可持續創造財富、不斷增強中國人民福祉的根本之路。

第五，中國債務杠桿率已經很高，而且多年的金融短期化趨勢已使中國金融流動性空前脆弱，金融安全、經濟安全邊際過薄，對外部沖擊的抵御能力弱化。所以，如果能借助“不得不采用的非常規政策措施”的時機，加大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度，有效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必將從根本上釋放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的潛力。

大宗商品價格暴漲背后的美國企圖

提出建議之前，我們首先需要回答一個問題：為什么美國財政和貨幣當局并不擔心美國通脹、美元貶值，并依然堅持“雙擴張”政策?如果站在“中美經濟戰”的角度，那我們應當看清這樣一條邏輯鏈：美國內部通脹實際意味著美元對外貶值，而美元貶值則是推高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重要手段;如果中國此時應對失誤，導致制造業企業大量停工停產、甚至因債務違約而大量破產倒閉，那中國經濟必被拖入“債務通縮”的陷阱。結論：美國放任通脹的目的，很可能是以自身通脹為代價，引爆中國債務危機，使之掉進“債務通縮”的陷阱。

隨之而來的兩大可能是：(一)美國因一般消費品進口供給不足而物價高漲，但它可以借此促使大量資本在美國本土投資，分割中國制造業優勢，并實現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重構;(二)在開放條件下，大量身披各色馬甲的美國資本大肆收購“因傷而賤”的中國制造業企業，并借此實現美國對全球制造業的“再控制”，而使中國變成美國的經濟殖民地。

可以肯定，無論上述哪種情況發生，那都將意味著美國完勝“中美經濟戰”。(一)通過對“世界最完整工業體系”的控制，同時結合美國技術，從而產生巨大的資本價值，以此消除2008年以來美國形成債務泡沫、貨幣泡沫和股市泡沫;(二)徹底完成、至少大大鞏固了美元霸權對全球經濟的控制。

以上判斷并非現實，也未必正確，但我們中國經濟界必須深刻認知“中美經濟戰”的極致性和殘酷性，拋棄所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與茍且，這樣我們才可能找到頂住、破解并最終戰勝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暴漲帶給中國的困境。

具體政策建議

第一，應當大宗商品價格暴漲給中國帶來的“輸入性物價上漲”，中國央行萬萬不可緊縮貨幣，反而需要相對放寬貨幣，否則后果嚴重。首先，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會使企業購買原材料所需貸款增加，如果信貸供給不足，必將在企業層面發生“實質性通縮”;其次，如果央行為控制通脹預期而進一步收緊貨幣，那中國企業必將承受“雙重通縮壓力”。這恰恰是發展中國家央行最容易出現的政策失誤，但我們絕不能允許這樣的情況出現，否則企業存量債務難免“群發性暴雷”，而將中國經濟拖入“債務通縮”陷阱。

第二，保住中國制造業的唯一方法是：允許制造業企業將上游成本向下游商品傳導，保住利潤、保住員工，否則企業就會“憋死”。但是，要傳導必須確保下游和終端商品具有充足購買力。按此基本經濟邏輯，貨幣政策唯一合理之選是：投放貨幣，允許居民收入與物價在一段時間、一定程度之內“循環上漲”。需要指出的是：這是“傳統貨幣理論”最忌諱的“通脹循環”方式，但我們必須意識到：(一)既然基于美元霸權的、華爾街控制大宗商品價格的現實無法改變，那我們就必須幫助制造業企業“活下去”;(二)必須以此方式保持經濟活躍，避免發生“滯脹”，而一旦經濟發生“滯脹”，貨幣政策則更加左右為難;(三)必須以此方式避免更為重大的經濟災難——債務通縮。

重要提示：(一)2021年4月27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一項行政命令，強制將聯邦合同工的最低小時工資從10.95美元提高到15美元，這是不是意味著美國正在尋求“收入與物價循環上漲”的政策?(二)美國一旦實施“收入與物價循環上漲”政策，那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未來的下跌空間勢必被相應壓縮，或者說“物價上去了就下不來”，所以中國不能僥幸期待大宗商品價格自然回落。(三)中國實施“收入與物價循環上漲”政策會對中國經濟未來產生怎樣的影響?如果未來原材料價格下跌，那對中國制造業企業是好事——利潤增加將弱化企業用工的成本壓力;對收入已經提高的工薪階層也是好事，其意味著生活水平會相對提高。

第三，為避免“大水漫灌”式的貨幣寬松，央行可在維系基準利率不變的情況下，積極向市場投放5年、10年、甚至更長期的基礎貨幣，至少按1:1比例“收短放長”，以“基礎貨幣資本化或財政赤字資本化”的思路擴張國家資本，引導市場大幅拉長企業、政府債務期限，有效緩解當期債務流動性風險;同時，用時間換空間，為企業、為政府降低債務杠桿率提供必要的時間。

第四，堅定實施金融供給結構改革，依據中國的經濟結構，構建“以資本金融為主，貨幣金融為輔;股權金融為主，債務金融為輔”——符合實業經濟需求的金融結構，同時實施積極的股市政策。毫無疑問：(一)上述貨幣政策方式不僅保持了全世界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良好預期，且保持了中國股市良性預期;(二)上述貨幣政策方式將充分引導中國“金融長期化”進程，它同時屬于“積極股市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三)上述貨幣政策方式可以強化制造業企業通過股權融資平衡債務的能力，確保中國經濟高質量創新發展所必須的股權資本動力十足，并不被大宗商品價格暴漲打斷;(四)上述貨幣政策方式必將大幅增加長期資金供給，壓低長端利率，加上股票市場活躍度提高，至少可以強化市場對“企業融資成本走低、利潤走高”的預期。

第五，在采用上述貨幣政策之下，堅決實施各種結構性政策，包括稅收、金融、行政等一切可行手段抑制房價，確保房價穩定，由此可以達成一種良性政策效果：通過提高居民收入相對降低住房價格。同時，由于企業活力增強，名義利潤的上升，從而相對降低企業地租成本壓力。

第六，針對中小微制造業企業在特殊時期的信貸需求，央行應加大“直貸”力度，尤其是針對產業鏈、供應鏈上的重要小微企業。

第七，對美國等“惡意攻擊中國”的國家絕不能文質彬彬、心慈手軟，必須在其尚且無法擺脫對華一般消費品進口依賴的情況下，對之還以顏色。較為有效的方法是：有針對性地實施“一般消費品浮動出口關稅政策”(以下簡稱“浮稅政策”)。理由：拜美大幅提高對華進口關稅所迫，我們采用“浮稅政策”僅僅希望盡快平衡中美貿易。

政策作用：(一)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暴漲的后果返送給美國，干擾美國經濟復蘇和CPI預期，干擾美聯儲極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可持續性;同時，中國可借此要求美國經濟當局抑制華爾街惡炒行為，這不只為中國，更是為全球經濟的穩定和復蘇。(二)，該政策可避免人民幣大幅波動，放開中國貨幣政策手腳，使其更多依據國內經濟需求開展操作，這有利于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三)用稅率提高取代匯率升值，可避免出口企業價格壓力過大;(四)鑒于政策有的放矢，故不影響中國和友好國家之間的正常貿易;(五)鑒于“浮稅政策”下稅率可升可降，所以對試圖投機、搶奪中國出口市場的國家構成威懾，使之不敢大肆擴產。

必要注解：實施“浮稅政策”并非稅制，具有靈活調整、變動的空間，從而強化美國市場對CPI預期的不確定性;實施“浮稅政策”未必立即拉高，可以根據具體情況保持“零浮動”，而使之變成達摩克利斯劍;日后必須拉升關稅，政府可將稅收收益用于“中小微制造業企業直貸貼息”，降低其信貸成本。

第八，發改委、市場監督管理部門需要立即采取堅決措施，全力制止國內原材料囤積居奇行為。尤其是從事資源品、原材料生產的國企、央企必須充分意識到：中國正處空前的“經濟戰時狀態”，在此特殊時期，必須提高政治站位，強化責任擔當，把下游制造業企業視為唇亡齒寒的命運共同體，以“適度讓利方式”向下游企業“敞開現貨供給”，而不許以任何借口惜售、囤積。在此過程中，銀監會應當要求商業銀行、尤其是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同樣體現責任擔當，拒絕向企業提供囤貨貸款，大幅提高超產能、超訂單采購原材料的貸款利率，并同時向有關方面通報。

第九，在國儲和市場監管機構的監督下，擴大國內期貨市場現貨交割庫功能，開設規范的“大宗商品現貨、限價拍賣市場”，所謂限價是指：拍賣現價不得高于當日期價。鑒于中國制造業對工業原材料的現貨需求量巨大，所以我們必須刻意強化現貨市場供求秩序，并對國際期價構成“反作用力”，從而減低華爾街對大宗商品價格的操控能力。未來，中國還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建立“制造業國家聯盟”，強化現貨價格影響力，促使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回歸真實市場供求。這樣的做法，勢必強化中國經濟地位，以展示經濟大國、制造業大國對全球經濟的貢獻。

第十，為配合建立國際大宗商品市場“新秩序”，中國應當考慮利用外交部駐外經濟參贊，收集所有“駐在國官方公開發布的商品供求數據”信息，尤其是石油等重要原材料的供求數據，并以此構成中國“全球經濟數據”發布機制。這不僅是構建中國經濟新發展格局的必然需要，同時也是所有發展中國家的迫切需求。更重要的是：這樣做法可有效打破華爾街研究報告“獨控”大宗商品市場預期的格局。

第十一，鑒于中國經濟“以實業、制造業為本”的發展戰略，建議在國家發改委之下構建“中國企業國際原材料集采協會”，匯總中國企業大宗重要原材料采購數量信息，并以需求優勢統一對境外供應商實施價格招標，借助國家智慧對抗國際市場“壟斷競爭”，壓低中國原材料購買價格。這樣做：首先可以幫助中國制造業健康發展提供更加寬闊、穩定的原材料供應渠道;其次可以強化現貨需求方對國際市場的影響力，這也是以現貨價格對抗期貨價格的手段;其三，通過國家對境外市場的選擇權，支持國家對外交往的主動權。

第十二，保住企業活力就是保住稅源。在此背景下，中國政府需要較大幅度地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讓利于農民，減小化肥、農藥等工業品物價上漲對農業產生、農民生活構成的沖擊;同時，政府需要適當提高社會最低生活保障。

以上12條政策措施已經盡量綜合考慮，但還需要各有關方面從各自角度出謀劃策，共擔克服國家危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歷史重任。堅信，只要中國人民協力同心，破除條條框框的束縛，面對新情況、創建新手段，我們必將贏得未來。從金融角度看，現在的關鍵在于：大膽破除新自由主義貨幣理論，依據中國經濟的戰略目標重構貨幣政策方式，并以此為契機，全力推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使之更加契合中國經濟結構的需要，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這恰恰是以改革為手段，破解美國對中國經濟的全面絞殺。